导语：在Richard Stallman的理论下，用户彼此拷贝软件不但不是“盗版”，而是体现了人类天性的互助美德。对Richard Stallman来说，自由是根本，用户可自由共享软件成果，随便拷贝和修改代码。他说:“想想看，如果有人同你说:‘只要你保证不拷贝给其他人用的话，我就把这些宝贝拷贝给你。’其实，这样的人才是魔鬼；而诱人当魔鬼的，则是卖高价软件的人。”可以断定，进入世纪末，软件业发生的最大变革就是自由软件的全面复兴。在自由软件的浪潮下，软件业的商业模式将脱胎换骨，从卖程序代码为中心，转化为以服务为中心。
Richard Stallman白描：五短身材，不修边幅，过肩长发，连鬓胡子，时髦的半袖沙滩上装，一副披头士的打扮。看起来象现代都市里的野人。如果他将一件“麻布僧袍”穿在身上，又戴上一顶圆形宽边帽子，有如绘画作品中环绕圣像头上的光环。一眨眼的功夫，他又变成圣经中的耶稣基督的样子，散发着先知般的威严和力量。
五短身材，不修边幅，过肩长发，连鬓胡子，时髦的半袖沙滩上装，一副披头士的打扮。看起来象现代都市里的野人。如果他将一件“麻布僧袍”穿在身上，又戴上一顶圆形宽边帽子，有如绘画作品中环绕圣像头上的光环。一眨眼的功夫，他又变成圣经中的耶稣基督的样子，散发着先知般的威严和力量。野人与基督，恰恰就是自由软件的精神领袖理查德·Richard Stallman的双重属性：他既是当今专有（私有）商业软件领域野蛮的颠覆者，又是无数程序员和用户心目中神圣的自由之神。
在他的理论下，用户彼此拷贝软件不但不是“盗版”，而是体现了人类天性的互助美德。对Richard Stallman来说，自由是根本，用户可自由共享软件成果，随便拷贝和修改代码。他说:“想想看，如果有人同你说:‘只要你保证不拷贝给其他人用的话，我就把这些宝贝拷贝给你。’其实，这样的人才是魔鬼；而诱人当魔鬼的，则是卖高价软件的人。”可以断定，进入世纪末，软件业发生的最大变革就是自由软件的全面复兴。在自由软件的浪潮下，软件业的商业模式将脱胎换骨，从卖程序代码为中心，转化为以服务为中心。
有人说，Richard Stallman应该算是世界上最伟大，软件写得最多的程序设计师。但是，Richard Stallman真正的力量，还是他的思想。 自由软件是计算机业的传统
自由软件不是新生事物，而是计算机业与身俱来的传统。纵览计算机发展史，从1946年到60年代，从IBM蓝色巨人到ARPANET，从集成电路到PC机，从互联网到电信自由经营，每一个时期都留下了“自由”的影子。
可以说自由拷贝和源代码开放是整个计算机业，包括个人电脑及互联网两大领域的天然的软件开发和传播模式。早在60年代，就有以大学为阵地，以年轻人为主题，自由地交流的风尚，并在软件开发与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如Unix、TCP/IP、Fortran、Pascal、LISP等等。
当70年代，AT&T被迫退出计算机业时，Ken Thompson和Dennis Ritche从贝尔实验室将Unix的源代码拿出来，结果吸引了成千上万名程序员，为其改进、修正、添加，诞生了多年来高端系统最核心的操作系统--Unix的繁荣。
70年代中期，个人电脑革命还在酝酿之中，当时的软件是鼓励自由拷贝的（那时还没有发明盗版的名目），正是这种自由拷贝、信息共享的精神上点燃了个人电脑革命，促成了软件业的发展。甚至连盖茨起家的Basic也是依靠这种自由软件才流行起来，才为事实标准。其实，后来的许多软件都是依靠共享方式才取得成功。
在互联网发展初期，程序员也是将源代码自由共享。当时基于UUCP的UUCPNet和基于TCP/P的ARPANet（互联网前身），都有Usenet社区，其目的就是共享源代码交流经验。进入90年代，奠定互联网爆炸的一些关键技术，如伯纳斯-李发明的WWW技术，浏览器以及Apache、BIND等等全部都不是诞生在专有软件世界里。可以说，是自由软件的精神和创新奠定了整个计算机业的核心。忽视自由软件的传统和作用是不科学的。
70年代末，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致电脑业余爱好者的一封公开信》为标志，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伯尔尼公约》为框架，软件步入了Copyright的时代。随着现代商业软件的发展，对利润的疯狂追逐不但割裂了传统，极大地偏离了计算机的基本精神。而且还在不断变本加厉。因此，自由软件的复兴首先是对现有版权体系的强力反叛。
软件源代码是交流技术、交流思想的主要媒介，正象传统的科学是通过论文、著作进行交流一样。企业为了保护软件的知识产权而将源码秘而不宣，已经背离了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的基本精神。
Richard Stallman在《为什么软件不应有‘所有者’？》一文中指出，软件的编写者将软件“据为己有”看上去天经地义。但必须看到，一个软件并不是单纯的工具，一旦软件的编写者将其传播出去，就不简单地是在提供“工具”，而是在传播“思想”。在这一点上，现有的版权体系采用了所谓保护“表达（Expression）”，不保护“思想（Idea）”的两分法，为软件保护问题设置了无法解释的障碍，造成了软件的精神分裂。
同时，自由和共享也是计算机发展的内在精神和永恒的追求目标。有人指出：在互联网被标榜为“资源共享”、“资源优化”的利器的时代，却不能对软件产品真正实现“共享”和“优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黑客传统
Steven Levy的名著《黑客：电脑时代的英雄》论述了个人计算机兴起的历史。该书最后一章讲述了理查德·Richard Stallman的故事。题目就是：“最后一个真正黑客”。这是对他最恰当的评价。连他的反对者也说：“如果不存在Richard Stallman，人类也应该把他创造出来。”
1971年，年轻、聪明绝顶的程序员Richard Stallman进入MIT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成为软件共享社区的重要成员。其实这个社区已存在多年。当然，软件共享也只不过局限于这个特定的社区中。它与计算机的历史一样悠久。就象配料共享与烹饪一样古老。计算机业的传统就是：一切为人人所共享。私有让人嘲笑，专用受人鄙视。
当时，人工智能实验室使用一个ITS（不兼容分时系统）分时操作系统。黑客们（不是大众媒体所谈的安全破坏分子，而是指酷爱编程的人）是用汇编语言为Digital的PDP-10设计和编写的。PDP-10是当时最著名的计算机之一。作为社区成员和实验室的系统黑客，Richard Stallman的工作就是改进系统。
当时没有人称它为自由软件，因为这个词还不存在。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无论是某个公司成员或另一所大学想获得它，大家都会非常高兴地把源程序给他。如果你看到别人使用一种你没见过且有意思的程序，你可以坦然地向他索要程序，这样你就可以读它、改它，或拆卸部分用于新的程序。进入80年代，这种自由发生急剧变化，DEC的PDP-10系列发生中断了。它的自由体系架构，在60年代显得强劲、先进。但到80年代就捉襟见肘，没有足够多的地址空间。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为ITS编写的程序都作废了。黑客社区也崩溃了。
然而，到80年代后，计算机的商业化和软件专有化席卷整个产业，黑客们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一个又一个有才能的MIT编程员离开了校园，投入了市场的怀抱。尤其是Symbolics公司的成立，挖走了社区中的许多黑客，大大伤了MIT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元气。Richard Stallman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
Richard Stallman说:“那时，人工智能实验室已没法再支持下去，我是最后一个还想让它活起来的呆瓜。但后来我也没办法了，因为一个人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开始，他觉得这样与现实抗争没有什么意义。但他终于看出，他真正的敌人不是Symbolics，而是整个不开放源代码的商业软件业。
1981年，当人工智能实验室购买了新的PDP-10时，领导决定用Digital专有的分时系统来代替ITS。当时的计算机，无论是VAX或68020都有他们自己的操作系统。但没有一个是自由软件：你要获得一份可执行的拷贝必须签署一份不准向外公开的协议。
这就意味着使用计算机就得承诺：不能帮助你的邻居和朋友。这是软软件业迈出的可怕的第一步。一个相互协作、彼此交流的社区就这样被禁止了。由专有软件所有者所制订的规则：“如果你与你的邻居共享，你就是盗版者。如果你想作点改动，那你得乞求我们来做。” 究竟谁违背了道德
实际上，恰恰是专有软件的理念--不允许共享或改动软件--是反社会的，也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完全错误的。但是长期以来，软件出版商使人们相信：软件天生就该如此。这种片面的认识禁锢了人们的思维。当他们在谈论如何加强版权或打击盗版时，他们也认定这是天经地义，人们也会毫无异议地接受。
他们的第一个假设就是：软件公司对自己的软件拥有毫无疑问的天然权力，因而可以将权利施加到所有用户身上。（因为如果是天然权力，那不管对公众会造成多大的损害，我们也不能加以反对。）但有意思的是，美国宪法和美国法律惯例否定了这种看法，版权不是一项天然权力，只是一项人为由政府施加的独占，他限制了用户拷贝的天然权力。
另一个潜在的假设是，软件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它允许你可以做什么。而我们的计算机用户不必考虑我们处在的社会状况，被动接受就行。第三个假设就是如果我们不允许软件公司给用户施加权力，我们就没有可用的软件。这个假设看起来似是而非。实际上当自由软件兴起后，我们无须戴上锁链就能获得大量优秀软件。
如果我们拒绝接受上述假设，并从“用户第一”的基本道德常识上来考虑问题，那么我们将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计算机用户应该有自由根据自己的需求修正程序；用户有自由共享软件，因为帮助别人是社会的基础。而软件厂商不可以对用户施加压力，剥夺用户的各种自由。
Richard Stallman经历过沉痛的遭遇。70年代，激光打印机大得像吉普车一样，所以Xerox（施乐）送了一台图象激光打印机给人工智能实验室时，人们发现唯有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九楼机房里，才找得到位置放它。在大楼里所有人只要在各自的电脑上打些指令，叫打印机帮你服务。
它的打印速度令人满意，只是有时纸印光了或夹了纸，一大堆人的列印工作就全部停了下来。有时有的人要印上一大堆东西，而有些人只要印一两张时，不得不爬上九楼，把印表机的控制改一下，使它先印一两张。于是一天就这样爬上爬下，没有人受得了。
幸好印表机送来时，Xerox把驱动程序的源代码也随机附上，实验室的人就把控制打印机驱动程序的功能作了些修改，大家都省了不少麻烦和汗水。Richard Stallman回忆地说:“你的打印工作做完后，它还会通知你；如果夹了纸或你想问些什么打印上的事情，它也会让你知道。”
1978年，一切都变了。Xerox送了一台叫Dover的新打印机机给人工智能实验室，但不愿再附上源代码。Richard Stallman说:“因此我们没办法修改驱动程序，于是整个大楼的打印效率又回到从前，卡了纸或把纸印光了，你在下面也无法知道。”
他和人工智能实验室为给打印机添加功能以便机器更好工作，希望获得打印机控制程序的源代码，结果被严正拒绝。“因此，我再无法说服自己不公开协议是纯洁清白的。当他们拒绝与我们共享时，我十分气愤。我不能更更弦改辙，对别人做出同样的事。” 赤裸裸的道德抉择
“随着社区的终结，我面临着一个道德上的抉择。最简单的就是投身于专有软件世界之中，签署不公开协议，并承诺不帮助同行、同事。而且自己也很可能编写软件，并在不公开协议的前提下发布软件，去同流合污，迫使更多的人背叛自己的原则。显然，走这条路，可以挣大钱，而且使编写代码的工作增添一份金钱上的快乐。但是我知道，等到自己职业生涯终结时，我再回首这些年为分离人类而砌造的‘墙壁’。我会感受到，我将自己的一生都用在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糟糕。”
另一个选择，很直截了当，但令人不愉快，那就是从此离开计算机领域。“这样我的技能不会被滥用，但也将被浪费，我不会因为分化和限制计算机用户而感到有罪，但这些事情会继续发生。”“因此，我开始寻找一条出路，使程序员可以做真正的好事。我问自己，我能写什么软件，我能否让社区重焕生机。”
答案很明白：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操作系统，这是开始使用计算机的关键软件。有了操作系统，就能做许多事，没有操作系统，计算机都无法运行。有了自由操作系统，我们就能再次组建一个相互合作的黑客社区。而且任何人使用自由软件都不必剥夺他/她与朋友家人的共享权利。
作为一名操作系统的开发人员，Richard Stallman无疑最胜任。“虽然我没有认为自己一定能成功，但我意识到自己就是命定做这项工作的。”Richard Stallman选择做一个与Unix兼容的操作系统。这样容易被移植，而且Unix用户可以方便地转移过来。GNU这个名字确定就是遵循黑客传统，是一个递归的缩略词：“GNU*S NOT Unix。”
一个操作系统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内核，而且仅能运行其他程序也是不够的。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要有指令处理器、汇编程序、编译器、解释程序、调试器、文本编辑器、邮件软件等等一个完整的系统。
自由软件“free software”是一个被广泛误解的词，这个“free”完全与价格无关，它指“自由”。这就象“自由讲演(free Speech)”与“免费啤酒(free Beer)”的区别。其主要内涵就是用户可以自由运行软件，可以按自己的要求自由修改软件，用户也可以自己销售软件，不管是收费的还是免费的。自由软件与出售软件拷贝并不冲突。
开发一个完整的系统是项庞大的工程。Richard Stallman决定尽可能采用已有的自由软件，比如一开始他将Tex作为主要的文本格式标识符，几年后他又用X Windows系统作为GUN的图口系统。
思想比代码更闪光，但没有代码，思想是没有躯体的。 一个人的战争
1984年1月，Richard Stallman辞去了MIT的工作，他担心MIT会要求产品的所有权，会给产品强加入自己的销售条件，最终又会成为专有软件。一开始，GNU计划只有他一个人。他发现自己原来在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办公室，还没有分给其他人用时，他就每天晚上溜进去工作。久而久之，白天他也跑去用实验室里的电脑。
当时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Patrick H. Winston并不干涉。因为Winston始终不把Richard Stallman的辞职当真，只要Richard Stallman能创造些好东西给大家用，实在没有必要把这位共事13年的老同事打发走路。因此他爽快地邀请Richard Stallman可以继续使用实验室的设备。从此，Richard Stallman就成了特殊的一员。
工程启动后，Richard Stallman听到有一个自由大学编译器套件（VUCK）。他去信询问能否用入GNU。答复是嘲弄式的，说对大学是自由的，但软件本身不行。于是，决定他为GUN编写的第一个软件就是一个多语言、多平台的编译器。他想利用Pastel编译器的源代码，但最终放弃。从头编写了新的编译器，名为GCC。
1984年9月，Richard Stallman开始GUN Emacs，1985年初，它开始可以工作。这使它可以用Unix系统进行编辑。此时，人们开始想使用Emacs。因此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传播它？当然，他将其放到了MIT计算机的匿名服务器上。但那时互联网 还未普及，人们很难通过FTP获得拷贝。而失业的Richard Stallman也需要收入。于是，他宣布任何人都可以用150美元的价格获得程序。自由软件的分销商业模式就此诞生。如今，整个基于Linux的GUN系统都是如此。
为防止不肖厂商利用自由软件，使其专有化。Richard Stallman别出心裁，创造了Copyleft的授权办法。所有的GNU程序遵循一种“Copyleft”原则，即可以拷贝，可以修改，可以出售，只是有一条：源代码所有的改进和修改必须向每个用户公开，所有用户都可以获得改动后的源码。它保证了自由软件传播的延续性。 市场里出政权
EMACS这样的程序最难的是开头。一旦第一版本推出之后，就有一大堆人去玩它，然后精益求精，越改越好。目前已有几百种EMACS的副程序，可用在50多种电脑上，从微电脑到Cray的超级电脑都可用EMACS。
由于EMACS的成功，Richard Stallman设立了个新的基金会: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FSF)）；捐助FSF和GNU计划的厂商，也可享有减税的优待。单单1989年，FSF就收到267782美元的捐助，基金会也因出售GNU程序手册和电脑磁带，而赚了330377美元。此外，Richard Stallman也不再天天溜回人工智能实验室“借”用电脑，因为许多厂家已为FSF提供一大堆的高性能工作站等硬件设备，包括HP、Thinking Machine、Sony，甚至UNIX的娘家---贝尔实验室，也贡献了不少设备。也有一些厂商捐赠现金，并把技术人员送到FSF来向Richard Stallman学习，而且支付Richard Stallman的员工薪水。
FSF就用这些钱来养起14位基金会成员: 9位程序设计师，3位负责技术资料撰写。虽然Richard Stallman自己不支薪，但他不能期望他的同仁也和他一样看得开，而饿着肚子为理想拼斗。FSF的程序设计师一年也只有2万5千美元的薪水，这是一般厂商的一半或三分之一。Richard Stallman之所以以低薪待人，原因就是可多请几位志同道合的黑客，为理想而工作。
GNU在工作站和微机市场很风光，许多工作站/UNIX和微机厂家，都把GNU纳入他们操作系统，包括Convex Computer、DEC、Data General及以前的NeXT等。
GNU工程激励了许许多多年轻的黑客，他们编写了大量自由软件。最后，是里奴斯·托瓦斯编写了系统内核，称为Linux，把所有软件和硬件连接起来。Linux内核为GNU工程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Richard Stallman说，Linux并不能代表整个操作系统。Linux只是内核，整个系统还包含数以百计的软件工具和实用程序，大多是由GNU黑客们完成的。他认为，整个操作系统称为GNU/Linux比较合适。
Richard Stallman认为，在Copyleft时代，软件公司可以靠服务和训练赚钱。如果你公司没有人会用源代码，你就得请位程序员，帮你修改由FSF得来的Copyleft程序；你不必怕你出钱所改的程序会流传到另一家公司，因为那家公司也许会为这软件改头换面，帮它抓虫，或修改，或添加些新功能。而在任意拷贝的情况下，你也因而受惠。
所以程序员绝对饿不死，仍会像现在高价软件的时代一样，有许多“服务”的大钱可赚，只不过不可能象盖茨这样积聚起世界第一的巨额财富。而GNU的软件也能使写程序的人更具生产力，因为他不必凡事都从零做起，可根据已有的软件来改进。所以Richard Stallman希望，有一天软件业者不是靠目前的“Copyright”版权法，迫使客户花费巨额资金购买软件，而是依仗提供服务(如技术支援、训练)来获取应得的报酬，这种报酬可能会比一般人高，但是绝对不可能为一个小公司培养出几百个百万富翁。简而言之，未来软件业的基本准则就是“资源免费，服务收费”。
近几年，随着Linux的迅速崛起，再也没有人对自由软件的全新商业模式表示怀疑。在 Richard Stallman思想的指导下，自由软件已经成功地步入市场主流，占据了市场实地。毕竟，在商业横流的今天，思想在贬值。自由软件也只有在夺取市场政权后，才能真正确立自己的实力地位，促使整个软件业模式发生巨变。 孤独是思想家的归宿
目前发展的势头表明，完全站在用户一边的自由软件不可抵挡。它面临的唯一敌人还是自由软件领域内部的分裂和争斗。除了市场原有垄断者外，这是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的。
Richard Stallman总是风尘仆仆，行囊相随，四处布道。他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但这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属于自由软件基金（FSF）。其实，Richard Stallman 从来就没有拥有过一台自己的计算机。也从来只用自由软件（当然他从来没有用过Windows）。而且，他也没有自己的汽车、电视和房产。这位46岁的单身汉节俭地居住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已有15年了，没有领取过一个月的正式工资。因为他的工作就是使软件获得自由。在商欲横流的今天，人们更愿意追逐财富，而不是贫寒的Richard Stallman 的高尚思想。因此不足为怪，连自由软件团体内的许多人也开始离他而去。
随着自由软件迅速崛起，影响力大增。Richard Stallman毫不妥协的个性和思想使其在自由软件内部也越来越成为争议人物。随着Apache Web服务器和GNU/Linux操作系统的日渐流行，新一代黑客们受到鼓舞，纷纷投入商业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加盟自由软件，他们是一类全新的黑客：一方面呼应自由软件的精神，一方面又积极拥抱商业世界。他们鼓吹自己能够创建比专有软件更稳定更灵活更少“臭虫”的软件产品，同时又积极捕捉每一个商机。
于是，“持不同政见者”将自由软件的标签改成了“开源软件”。看起来好象两者兼容，但Richard Stallman认为，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后者将自由精神放在首位。但是对商人来说，自由（free）与免费（free）是同一个词。与Richard Stallman布道“自由精神”不同，他们更愿意谈论实际问题。为了避免纷涌而来的投资者被Richard Stallman“吓跑”，他们还得联起手来，将Richard Stallman屏蔽起来。
Richard Stallman不喜欢实用主义的辩词，他宣称即使一个自由软件不是他最佳的解决方案，他也愿意作为首选。对Richard Stallman来说，自由是基本的道德美德：所有的计算机用户都应该享有相互协作、共享，以及拷贝和交换源代码的自由。
他的态度使一些“开放源代码”社区派系的人感到不安。实际上，他们标出“开放源代码”新旗号的目的就是要与激进分子Richard Stallman划清界线。不可否认，正是Richard Stallman领导了自由软件运动，正是他自己开发的千万行程序代码使如今的“Linux”成为一个整体，并走向成功。但对于新一代的人，Richard Stallman是一种困窘，是一种障碍，更是一个捣乱分子。必须将他不惜代价地推入密室，以免吓跑投资者。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
毫无疑问，无论是自由软件运动还是开放源代码，都来源他15年前开始的努力，这肯定是计算机历史上最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对于目前的成功，Richard Stallman感到非常高兴，但也有更多的焦虑。因为他感到自己明显被排斥在外。“有人极力想改变历史，否定我在这场运动中的地位”对于人们用Linux来指代整个操作系统，Richard Stallman十分痛心，他说正确的用词应是“GUN/Linux”。 Richard Stallman承认托瓦斯的贡献很关键，是他完成了GUN/ Linux的内核。但是Richard Stallman估算，内核只占整个系统的3%，相比之下，GUN项目贡献了30%的代码，其余67%的代码来源于其他方面。但令他欣慰的是，GNU的一些原则仍在起作用。他认为这种原则不仅使软件开发更显活力，更能生产出优质软件，还认识到这本身是一种行为准则。
批评者认为，Richard Stallman极力维护GNU的遗产，是沉湎于这场运动的枝枝末末，对整个自由软件都是有害的。对大多数开放源代码倡导者来说，颠覆微软才是主要的斗争方向。
“我关心的是精神，是GUN项目内在的哲学。这种哲学就是它存在的理由，那就是自由软件不仅仅是为了方便，也不仅仅是为了可靠。真正重要的是自由，协作的自由。我不关心某个人或公司。因此我认为单纯与微软作战偏离了这个运动的方向。”
Richard Stallman的拥戴者还有，但是Richard Stallman的大多数主张还是被人们忽略了。如今只有“Linux”充斥着媒体的标题，而背后的思想开始逐渐隐去。
Richard Stallman被邀请参加在硅谷湾区举办的“开放源代码开发者日”。这个1998年8月21日开幕的活动是程序员和自由软件热心家的大集会，由计算机图书出版公司O*Reilly联合公司组织的。而在4月份组织的“自由软件高峰会议”上，Richard Stallman没有被邀请。结果招致了广泛的批评，使得组织者再也不敢“忽视”他了。但是组织者告诫他，要他以“维护大局”为重，让他在有分歧的地方免开尊口。
不足为奇，Richard Stallman让许多自由软件的同行们十分棘手。他这个人不可控制，不可预知也不可能被改变。是这些非同寻常的素质促成了自由软件的兴起。但是随着自由软件前景大开，江山指日可待，这些个性开始被视为障碍。Richard Stallman的狂热和信仰保证了自由软件的成长，但如今人们认为他是多余的。在他们眼里，现在剔除了Richard Stallman，自由软件不但不会受阻，反而会更顺畅。
但不容置疑的是，正是Richard Stallman的思想成为自由软件运行的力量源泉。GNU－Linux系统的确比Windows系统问题少，Apache也是Web服务器的更好选择。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只有把实用和理想结合起来，自由软件运动才令人信服，才能激发人们的热情和献身精神。无论如何，Richard Stallman仍然是有名气的，仍然受到尊重，仍然被认为是自由软件运动的核心人物。Richard Stallman在计算机领域的重要地位不容动摇。为了使自由软件商业化而牺牲Richard Stallman，那就可能会失去这场重大革命的灵魂和方向。 后记
Richard Stallman依旧没钱、没势，连原先的许多信徒都被分化而去。这场运动给他带来的唯一收获可能就是：无论Richard Stallman走到哪里，都会有人乐意借给他计算机，使他能及时查看电子邮件。他还是那样不修边幅，无所顾忌。但是与当年执着相比，他的精神状态开始呈现一种新的焦虑和紊乱，而这一切正是他创造的自由软件的成功，施加给他的。而且可以肯定，Richard Stallman必将越来越被自由软件成功的浪潮所淹没。
未来难以预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Richard Stallman自己引燃的这场革命已经完全超越了他的驾驭范围。这也是许多思想家共同的命运。
其实，人类导演的故事总是一模一样的。
——摘自：《计算机世界》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