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软件可以称为自由软件，它在中国的发展空间有多大？它会成为中国软件业迅猛发展的契机吗？在6月24日举行的“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科技论坛（YOCSEF）” 的自由软件论坛上，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自由软件未来的商业模式和推动模式，以及从事自由软件开发和服务的企业靠什么赢利的问题。宫敏博士说，自由软件的创始人在创造自由软件时根本没有考虑到钱的问题，因此自由软件的推动模式一定是一种无组织的自由开发。
不管其创造自由软件的初衷怎样，总之自由软件已经“不胫而走”，而且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那么自由软件到底应该装进商人的腰包，还是应该真正贡献给大众呢？YOCSEF新任主席、中科院软件所副所长李明树博士的一段关于自由软件与共产主义运动的论述把讨论推向了高潮。在此，我们将与会专家的观点刊出，以飨读者。
“自由”与“非自由”的界定
高文：
关于自由软件我认为首先它是一种新的产业模式，因为软件包括商业拷贝软件和共享软件。在这些拷贝的软件中，有一些被限制功能的实用软件，这些软件可以自由传播，但是一般60天就自动失效了。而共享软件首先当然是可以自由传播，但在版权许可上会有要求，一旦签订了使用许可，作为个人当然可以使用，但如果是以商业运营为目的的话，就必须要付钱，这属于“Shareware”的一种。另外还有一些免费的、可执行码的软件，可以免费使用和传播，但不能共享源程序。而一些非商用软件，比如用于教育、科研的，也可以自由取得和传播，但它主要面向非营利机构，如果团体或公司使用，也必须购买，包括一些免费的函数库软件也是如此。我的理解一般自由软件，应该是指开放源代码的软件，开放源代码现在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许可证，比如“BSD风格、“Apache”风格和现在的“Linux”风格，各种各样的不同风格对于用户的约束强弱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它的一个共性就是程序源代码开放。
洪峰：
自由软件有四层含义：第一，对用户来说，有运行这个程序的自由；第二，要允许用户获得源代码，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修改程序；第三，允许利用这个自由软件去帮助周围的人；第四，有利用该软件建立社团的自由，包括利用源程序或修改过的程序。只要是符合这四层含义的，我们就可以称之为自由软件。
自由软件言利益
高文：
我认为软件是人类文化的产物。比如我们使用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会说写一个汉字就可以得到多少钱，但是如果你写出了一篇漂亮的文章或出了一本书，你的文章和书可以拿去卖钱。软件也一样，特别是平台软件，像操作系统、工具等，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成了人类文化的一些基本组合单元，这些组合单元应该是开放的，谁都有权共享的。但是对于用这个平台创造出来更高层的东西，就成为一种作品。
从商业模型来看，我认为整个开放的源代码也是一种商业模式，当然可能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我认为现在的软件商业模型可以从两个角度看，一种是典型的像微软这样的，以出卖商业拷贝进行商务活动；而自由软件实际上可能会有两种获利手段：直接获利和间接获利。直接获利实际上是通过售后服务、出版和发行教材以及通过提供培训等手段进行获利。而间接获利可能是更主要的，由于开放了源码，并被社会普遍认可和传播，作者的知名度会直线上升，从而获得了极高的身价。但必须承认，有相当一批人，实际上是志愿者，也就是所说的“发烧友”级的软件爱好者，这部分人有着较稳定的经济来源，在业余时间，把自己的作品放到网上，使自己的创造欲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目前这种人还是有相当数量的。
洪峰：
怎样看待自由软件的利益与商业的关系?自由软件显然不排斥商业运作，它尊重商业运作，前提条件是商业运作是自由的，也就是我上面说过的那四个层面。如果一个商业公司能够提供给用户这种自由，自由软件就会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美国的许多企业都是通过自由软件的模式来获得华尔街股市上纳斯达克认可的，自由软件基金会及自由软件社团都希望这类公司成功，只要他们记住今后继续对用户提供这样的自由。虽然国内的自由软件公司还不是很多，但只要大家能够清楚这个创业模式，那么相应的公司就会越来越多。
自由软件从整体上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所以它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社会财富，需要社会中的每一个公司都对软件中蕴含的自由的意义有充分的认识，并且去遵守GPL游戏规则，把这个“自由”运作成一种更加巨大的社会财富。
宫敏：
自由软件可不可以谈利益，发掘自由软件的利益空间是否有利于自由软件的发展？关于这个问题，自由软件的创始人有一句话，他说“Free Software”中的“Free”并不当免费讲，而是强调了它的“自由”，这里不应该太牵扯到 “钱”的事。但同时他说，我没有不许你赚钱，因为自由软件本身是可以散发的，那么散发的过程当中，你愿意收钱我也不禁止，你不收钱我也没意见。但是有一个规则你必须明白，那就是你的散发对象和你享有同样的权利，你可以把软件卖给张三，张三同样有权力卖给李四，这就是所谓的自由软件的GPL规则。
再让我们看看自由软件从无到有，发展到今天，我举不出一家赢利的公司，从编译器到核心，没有一项是由一家营利机构来做的，所以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软件这个概念和利益没有直接关系。至于有没有利益空间，我觉得这不应该是科学工作者和软件开发者来考虑的问题。如果想赚钱，办法多得很，没有必要一定要拿别人的工作成果赚钱，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孙玉芳：
现在讲软件经常提到“拷贝”，我认为买一个软件，并不意味着把整个软件买来了，而只是购买了它的使用权。从这一点上，要给商业用户一个好的解释。对于商家来说，做自由软件可以通过提供知识服务来受益，当然目前国内还有一些错误观念，认为服务是不要钱的，而软件就是一种服务，因此在这方面今后可能会存在障碍。但观念彻底转变之前，我们还需要继续支持服务，否则你开发的软件大家不敢用。我认为真正能够获得利益的应该在高端服务器和嵌入式方面，因为嵌入式非常复杂，比如移动通信、网络基础设备、信息家电以及现在的WAP等。
将来我们是有一个定位的，就是发展高端应用，给用户提供一个真正的选择，当然这并不代表我们要不断去赚钱，我们希望将自己所做的工作融入到自由软件里或者放入共享软件联盟里去，同时我希望管理好它，大家用了之后，能够承认我们的劳动成果，我希望能够组织好、管理好这些软件，使它真正能够发展。
杨振坤：
自由软件产品在社会上是靠公司来推动的，但是我一直不明白，自由软件公司怎么赚钱？操作系统的利润实际上是比较低的，而自由软件会更低。另外我以前把自由软件看成是自由操作系统，技术含量很高，因此它需要紧密的合作，像Windows 2000的测试源码，而Linux是许多人很松散地做起来的，它如何完成一个严密的配合？
宫敏：
我觉得自由软件公司应该赚不了钱，据说全世界除了一家公司赚了一点钱外，其他公司基本上不赚钱。但如果有人捧你，你可能会从资本市场上捞一些钱。也许还可以通过开发应用系统和提供服务赚钱。
自由软件与“共产主义”
李明树：
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我常常把自由软件和共产主义运动相对比，我认为自由软件运动有一点点像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它在一定程度上曾经红火一时，但它又会一度走向低潮。但是我信仰共产主义，我觉得共产主义理想绝对是好的，由此我判断自由软件运动也将一度进入低潮。我的理由有这么几点：第一，作为自由软件真正挣钱的并不是自由软件本身，而是像Unix这些公司，打着自由软件的幌子挣了不少钱。第二，GPL规则，我非常赞同洪峰先生的观点——Unix根本不是完全自由软件的代表，但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眼里的GPL就等于Unix，这是低潮的标志之一。第三是商用的问题，现在自由软件运动的发展，与目前商业社会的价值存在一定的冲突，列宁对社会主义有过一个判断：社会主义会在一部分国家先取得胜利。而中国就是一个率先取得突破的国家，这是我的基本结论。
关于中国的情况我有一点看法想与大家探讨，第一，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家里都不是揭不开锅的，如果你家里等米下锅的话，我相信你们都不会参加这个论坛。第二，就是经济调整了自由软件的发展。
我认为自由软件的支撑点是信念，就像共产主义，最终她是靠信念才能真正发展起来。比喻虽然未必恰当，但这样来讨论可能更有启发。
高文：
共产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提出的我们应当追求的理想化的境界，在那种社会里，既没有阶级，也没有贫富差距，大家完全平等，按需分配。而我的看法是，自由软件是一种软件的共产主义社会，就像物质极大丰富一样，大家想要什么就拿什么，然后用它去组合你想要做的应用。但是为什么中国的软件发展不上去呢？除了各种各样管理方面的原因外，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没有前期的积累，这使得我们很难做深入的工作。但自由软件改变了整个游戏的规则，如果全部开放的话，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那么大家可以重新再来比一比，这对中国的好处比较多。另外，对于国家、企业或研究单位来说，前期投入可能非常多，我们需要用很多的人力去把基础工作做好，有了自由软件，这个问题大部分可以得到解决，对于那些有软件天赋的开发者，我认为将会有更大的舞台和更大的空间，任他们去发挥。
自由软件靠谁推动
高文：
自由软件的优点是开发者的智力可以集聚，并且这个智力的集聚和分享，完全与Internet共同成长。自由软件是一种天才软件，是理想主义的天堂。但它的缺点是管理的代价比较大，因为没有一个组织会对它全面负责，开放源码的提供者不承担任何责任。
自由软件肯定会导致软件产业整个格局的变化，现在的软件产业很容易出现微软这种巨无霸的公司，但是如果转向自由软件，这种巨无霸的公司其实很难存在。自由软件产业不依靠有相当资金做后盾的庞大组织来运作市场，而是完全分散的，靠教育、靠培训支撑发展。因此自由软件更容易发挥年轻个体和小群体的创造力。比如一个人要被微软录取，就必须通过微软对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测试，包括能力、素质、编程水平等等，但当他被录取之后却不见得能做出很好的软件。但是如果在自由软件的前提下，他只要写出一个软件，丢到网上，没有任何人会对他进行测试，如果这个软件真的好用，就会被广泛传播，同时这个写软件的人也被人认可了。这样的公开环境 ，会使得一些真正的软件高手能够集中在一起，攻克一些难题，会使整个社会软件文化快步前进，而在这场游戏当中，实际的主角应是年轻的学生，而不是大企业里面很有经验的软件工程师。
共创软件联盟将起到组织作用，谁做的软件最好，组织就给一份经费，这样做最有利于大学里面的学生，应该鼓励年轻人来创新，从而与整个开放源代码的大潮流相吻合。
李安渝：
据我所知，微软花在全部开发人员上的开发费用只占整个经费的15％，而85％的费用用在配套服务设施上。共创软件联盟是为了让大家都站在巨人肩膀上。但是如何提升整个国家的软件应用水平，在这个最花钱的部分，实际上还没有太多的着落。怎样进行全国上下推动，相互间怎么配合还是一个大问题。在前10年像微软、Novell等公司生产了很多产品，因此也就有了很多钱，现在他们可以把这笔钱用在自己的销售和服务上。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软件产品还没有赚到钱，而一开始就靠服务来积累，对于新创立的公司来说不太现实。
洪峰：
把服务当成一个产业来看待，就应该建立一种制度。而建立制度就需要交易费用，自由软件在中国运作的最大的挑战，在于能否把制度建立起来，微软公司拿出大部分经费做市场推广，实际上他们就是在处理智商、情商和社商这三者的关系。对一个人来讲这三商的比例应该是：智商5％、情商占10％，剩下的85％应该是这个人能不能建立与社会的接口，与社会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企业也是这样。而有了自由软件、有了互联网络，这部分的成本，即所谓的交易费用就大大降低了。
宫敏：
我认为至今为止，自由软件的主要传播途径是不胫而走，绝不是靠商人来推动的。今后的发展也不太会脱离这么一种模式。
孙玉芳：
自由软件不是为了自由而发展，最终是要体现它的商业应用价值，这才是实实在在的自由软件的根本目的，所以一定要确实解决用户的问题。商业应用绝对是推动一个软件发展的关键因素。
王阳生：
我有两个问题，一是“红旗Linux”这个产品是自由软件，还是商业软件？如果是自由软件，那么靠什么来维持公司的运转？如果是商业软件，那么软件版权怎么处理？第二个问题是，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是应该提倡商业软件，还是提倡自由软件？自由软件在开发的过程中，开发人员要得到生活上的保障，在中国目前自己保障生活，自己开发产品的情况不多。
孙玉芳：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就是商业模式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我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作为一个公司，赚钱是它的企业文化。就算在研究所或者大学，出成果也需要钱，但对公司来说，合法争取更大的营业额和利润才是成功。
洪峰：
实际上每个人都会在国内遇到这样一些问题，生存是首先要解决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编写自由软件的人本身就能获得很大的乐趣，对开发人员来讲也是一个回报。你可以靠它积累社会声誉，这种声誉按照西方的经济学观点来看就是无形资产，而无形资产在一定场合是可以转化成财富的。
陈榕：
我们公司正在做一个操作系统，我希望谈一个问题，尊重知识。至于说到发展，我觉得自由软件对软件教育是非常有用的。从另一方面看，现阶段可能自由软件对中国软件发展有利，我们可以促进这件事，这是打天下的事。但治天下就要看你想怎么治，不能把话说过了头，把富的都杀光了，回过头来，你想再找资本家还找不着了！
蔡建军：
我想说的是，不要扇动国家把钱都投到自由软件上，因为我们国家在很多关键性的投资问题上受到的欺骗太多了。关于自由软件我倒是觉得，OS 这类的东西，有少数几家去做了就可以了，应用软件也可以借用自由软件的思想，使它发展得更好一些。比如有很多软件都可以采用类似独立撰稿人这个概念，由少数人来做某一个专门的软件，然后有一个机构能评测这个软件，公司在做大型应用的时候，就可以把源代码拿过来进行集成，从而减少社会在软件方面的浪费。
自由软件是否安全
高文：
自由软件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责任问题，我们也可以理解成组织的可信度。当我们购买微软的软件时，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个公司有一定的信任度，出了问题公司要用其名誉对软件负责，但开放源码就不一样，出现问题开放源码的提供者不承担任何责任，这可能是开放源码的一个弱点。
基于自由软件的操作系统是不是安全？我认为是更安全。我们现在的操作系统不安全的原因是什么？是密码被人破译了吗？不是。主要是开发系统时，设计人员留下的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而系统被攻破往往都是在不完善的地方，任何一个系统不可能一开始做出来就非常完善，但是对于攻击系统的一些黑客来讲，不管你的系统公开还是不公开，他都有办法去分析，想办法试着进入。一个不开放的系统，只有写系统的人才能去看这个系统、发现漏洞，很受限制。而开放源码有一个好处，当一个软件放到网上以后，可能有成千上万的工程师都在看，一旦发现问题，大家会想办法去解决，看的人越多，发现问题的机会也越多，把漏洞补上的可能性也越大，别人攻击就更难。
洪峰：
我想首先安全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东西。美国发射航天飞机时，那么多科学家在协同工作，大家都认为绝对不会有问题，结果有一年，七个宇航员就此丧生。从这方面来讲，自由软件比起商用软件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它提供源代码。
宫敏：
我们经常听到Unix被攻破了、BSD被攻破了等等，但是你有没有听说过，Linux有预留的后门?似乎没听说过。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个是工作中疏忽没有想到编程中的错误产生的问题，另一个是有一些厂家出于某种目的而留了一些后门。
自由软件创新模式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无到有，它基本上不是由哪个人，哪个组织来策划，关于安全性的问题，我建议中国大量采用自由软件来提高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性，自由软件比商用软件提供更好的安全性，没有组织胜过有组织，大家都是一个共同的理念，此外，源代码是公开的，你愿意在里面加一些你自己所需要的安全设施也是很容易的。
孙玉芳：
讲到安全的问题，我觉得一是要从商业用户考虑，另一个是为特别机密的人考虑，就是部队，或者是特别要害的政府部门。人们常常认为源码公开，你就可以加安全的东西，但同时黑客或者别人也可以加这样的东西，这就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的观点，公开源码并不会比现在没有公开源码的更不安全，但你必须做更严密的工作。
高 文 国家863智能计算机主题专家组组长共创软件联盟理事长
洪 峰 武汉荣世数据通信有限责任公司CEO
宫 敏 芬兰赫尔辛基理工大学研究科学家
孙玉芳 中科院软件所副所长 研究员
李明树 中科院软件所副所长 研究员
杨振坤 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 教授
李安渝 中科院软件所电子商务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王阳生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陈 榕 北京科泰世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蔡建军 北京迪斯爱普软件公司总经理
（注：本报记者程鸿、殷鸣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摘自：http://www.os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