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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六年是多久?(中)


——“联海”ASIC设计中心项目的夭折、中国人痛定思痛

  熟悉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艰难发展史的资深业界人士,都为六年前的“联海”集成电路设计中心项目的夭折而感到深深可惜。

  “联海”,在1994年,曾是联想、上海复旦大学微电子中心和上海长江集团筹备中的一个专用集成电路(ASIC)设计中心。

  联想,我们都知道,作为中国科院计算所的“国有民营”企业,拥有任何其他企业所不具备的科技、人员与资金条件。作为“民营”企业,联想得到优惠,作为“国有”的中科院企业,联想又能更容易得到国家的拨款及从银行借贷到大笔钱,而且能方便地向外发展。

  七年前(1993年),联想汉卡的主要设计者、当时的联想总工倪光南院士,根据联想在各项产品中应用自己开发的专用集成电路所获得的经济与技术优势的经验,提出了建立ASIC专用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的方案。为此,他多次出国调查国外的IC设计企业的运作管理经验。同时,积极寻找合作伙伴。

  94年4月26日,联想、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长江集团签署了《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简称“联海”)合作意向书。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陈至立亲自接见了三方负责人,表达了上海市的全力支持。

  复旦大学专用集成电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内唯一的专门从事集成电路设计研究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当时,投资已达180万美元。因此,联想在合作中投资额会相对较小。同时,“联海”是一个“产学研”结合的典型例子,亦就是多年后国家一再强调的“产业化”改革方向。美国大学为之所以能培养出高质量的研究生,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教授与学生们参与到尖端的实际研究项目。

  然而,在意向书签署后一个多月的94年6月6日,联想总裁柳传志突然给倪光南和另一位联想的负责人写了一张改变了联想在核心技术问题上的走向的“200字便条”。在便条中,柳传志对整个“联海”项目的“可行的解决方向”提出质疑(尽管这个项目的筹组多次向联想领导层作报告并得到一致的赞同,并且联想的多个其他负责人以至柳传志本人还参加过其中的一些合作商谈)。为了“答疑”,6月26日,在三方合作意向书签订两周月时,倪光南向整个联想最高管理层发出了一份《与上海微电子中心和复旦大学等单位的合作计划》的报告材料,再次详尽地从市场、技术、人才、管理、产品、效益、和风险等等方面论述了非常清晰的解决方向与具体方案。

  柳传志没有对这个报告作任何反应。

  1994年下半年,倪光南进一步为联想争取到了经贸委《多媒体技术产业化》项目的1100万人民币的拨款和数千万元的贷款,在实际上完全解决了向“联海”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的投资资金问题。

  94年11月24日,合作三方商定:在12月10日签订正式合同,12月底召开首次董事会。倪光南向柳传志报告后,柳传志不置可否,拖过了日期。1994年12月27日,倪光南再次与上海方面协商,延至1995年1月20日签合同,春节前召开董事会。对此,柳传志仍不予肯定也不予否定,又拖过了日期。

  于是,《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胎死腹中。中国企业在掌握核心技术方面失去了一支潜在的力量。

  不久以后,在1995年6月30日,倪光南被解除了联想总工的职务。

  “联海”夭折六年了,在IC或IT领域,大家都知道的著名“摩尔定律”指出,每过一年半,技术指标就要翻一翻。六年是多久?那就是16倍的增长。在六年前开始着手的话,今天的差距也就小得多了。

  在1999年9月,为配合对倪光南的彻底解聘而进行的媒体宣传中,讲述柳传志有胆识地否决了倪光南“独自”与外面商议成立的“联海”集成电路设计中心,是柳传志使公司避免了一场危机,“拨正了革命的航船”,挽救了联想。

  但是,从99年9月10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吕彤和徐滢的报道“柳传志倪光南各说十年恩怨”中,我们从柳传志的身上找到了事情的真相:

  “1996年的一次会上,柳传志第一次把(联想)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改了一个顺序,变成了‘贸工技’。他(柳传志)说,这是他在与倪光南的矛盾(决策分歧)发生后痛定思痛的产物。”

  一个积极瞄准以市场需求的核心技术来提升公司竞争力的总工,毫无疑问是柳总酝酿中的“贸工技”路线的障碍。倪光南犯了许多老实人的共同错误:不懂得或不愿意“领会上面的意图”。(笔者注:倪光南院士被解除总工职务,及于99年9月1日被联想彻底解聘并被剥夺一切创业股票期权,与联想的“负债持股”事件有密切关系。但这并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在此说明。)

  联想失去了“对核心技术的联想”,安下心来做买卖、做装配了。并且这些年来也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坏的成绩。因此,大家就常常在媒体上看到“亚洲xx强”、“世界xx强”、“国产品牌”等等词组。

  人各有志。

  朋友甲和乙,一起学会了驾驶汽车。下一步干什么?甲说:“该去学开飞机。”乙说:“距离远、速度快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把握。我还是骑自行车实在些。”

  据媒体追踪报道,倪光南在去年九月被联想“彻底解聘”之后,当即全心投入到为中国IT行业掌握和发展自主的核心技术的努力之中。他向政策制定部门进言(“Linux与中国软件产业”专家研讨会99.12.03) ,在决策讲坛上论证(中新社北京三月十二日“两会星光:离开联想后的倪光南”,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呼吁(见ChinaByte99年11月26日“倪光南打破沉默,撰文呼吁核心技术”;99年12月4日“倪光南认为WTO将对我国IT产业形成巨大的冲击”;2000年3月6日下午2:30,“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到人民日报强国论坛,与网友讨论发展中国IT核心技术”)同时,一年来他奔走于祖国各地,亲自参与到软件和集成电路核心技术的发展工作中(软件专家为大连软件把脉2000.8.15) 。

  下面,摘录一段倪光南院士的差不多一年前的文章:(读者可以此对比海尔走的方向。笔者)

  “以嵌入式CPU为切入点!

  当前的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尽快掌握CPU技术,我们应当采取合理的策略。必须承认,在这个领域我们还难以和Intel等公司进行竞争,我们的IC制造能力也还不足以生产高性能的CPU,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首先以国内市场上的信息家电需求为目标,设计在这种设备中应用的CPU(又被称为嵌入式CPU)。这种CPU的性能指标较低,不要求和Intel结构兼容,我们现有的IC生产能力也容易适应,市场需求量很大。同时,与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嵌入式CPU相配合,应发展自主的嵌入式OS,发展各种具体产品的应用软件(中科院软件工程中心的女娲计划就是一例),并最终开发出各种信息家电产品。如果我们拥有了自主的嵌入式CPU和OS,我们就掌握了信息家电的核心技术,能够取得较高的技术附加值和产业发展的主动权。


  在掌握了嵌入式CPU技术后,我国信息家电的巨大市场将形成强大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进一步发展更高性能的CPU,将来随着市场的发展和利润的积累,也可以推进新的IC制造厂的建设,所以从设计信息家电应用的嵌入式CPU开始,发展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CPU将是较现实的途径。


  总之,在世纪之交,我们应努力掌握CPU和OS这两项IT产业中最核心的技术,为下一世纪我国IT产业的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引自ChinaByte99年11月26日“倪光南打破沉默,撰文呼吁核心技术”)

  认识到缺乏核心技术所带来的经济上与国家安全上的严重后果,2000年6月24日,国务院发布了《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这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痛定思痛的产物”。

  虽然来得很迟,然而,“迟胜不为”。但愿,如人们常说的“从来都不会太迟”。(“It's never too late.”)

  这要靠有志气的人们的加倍努力了。

  现在IT业界真有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况。张瑞敏,「文革」中的老三届,由工人开始,至班组长、车间主任、厂长、总裁、到今天的海尔首席执行官。带领一家濒临倒闭的作坊式生产小型家电的集体企业,历时16载(84至91年:名牌化;92至98年:多元化;99年起:国际化),与员工共同缔造了今日的海尔,走“科工贸”路线,两年前进入IT领域,现在又进军集成电路设计核心技术领域。去年的销售额为32亿美元(目前进入世界500强的水平约为100亿美元)。海尔的方向是国际化。海尔产品已出口至106个国家,其中欧美占60%以上,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六个国家设了厂,在建的有10个。海尔人认为:“国门之内无名牌”,他们的目标是“创中国的世界名牌”。海尔在努力实践“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的企业文化。

  另一方面,柳传志,科班出身,16年前与其他十几名计算所科技人员一起开办中科院计算所“国有民营”的“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1989年因总工倪光南主持开发的“联想汉卡”树立了品牌而改名“联想”),四年前正式公开宣布从“技工贸”路线改弦易辙为“贸工技”路线,现正开始与外国IC厂商密切“合作”,联手进军中国信息电器市场。柳传志说:“回顾联想10多年发展历程,从1994年起在与国外强大对手的竞争中发挥的几乎都是本土优势,因此公司在制定新世纪发展蓝图时选择了…只在本土发展,把业务面做宽,从一种产品发展到多种产品,从产品业务发展到信息服务业务。”联想目前的年销售额约为30亿美元。

  在柳总迎接新千年的“创新联想,龙腾世纪”演说中,还有一段颇有哲理的话:

  “联想通过做贸易,做国外产品的代理,学会了什么是企业,如何才能做好企业。所谓企业说白了是要赚钱的,这是企业的使命。不能先于这个使命,去谈社会责任,民族使命,否则是空话。”

  大家都在努力写历史。祖国和人民怀着希望。

  历史将会告诉我们,谁为国家和民族做了什么事。希望我们这些议论IT业界的人,不要狂妄到企图用自己的秃笔去制造“企业家”或“民族英雄”。我们若能做到反映一点历史的真实,让善良的人们从中领悟到一点什么,那已经是莫大的成就了。

【个人决策、企业决策、国家决策——命运就在自己手中】

  有一天听到上幼儿园的小侄女哼着一首歌。里面的两句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问她那是什么意思?“阿姨说,吃完西瓜,把瓜籽埋到地里,每天浇水,长出来的树上就会吊满大西瓜。”可惜我小时候没能受到这样的素质教育。

  任何人都在收获自己决策的果实。

  媒体现在都在把中国的软件业与印度的比。还是这道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为什么《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来得这么迟?那就是决策水平与素质的差距。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八个字,是无数的教训的结晶。

  难道联想今天不希望自己掌握了芯片设计的核心技术,从而可以在产品上贴上一个“联想Outside+联想Inside”这样的牌子吗?非不欲也,是不能也。

  还是回来探讨一下联想从“技工贸”到“贸工技”的企业决策变化。

  联想前身的“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在创业初期历尽了坎坷——卖电子表、旱冰鞋、倒彩电,甚至卖过菜”(李丹“联想吃透了‘国有民营’”《财经时报》99.12.09),“公司惨淡经营,柳传志苦心焦虑”(《南方周末》99.09.10)。直到84年12月,“王树和与柳传志终于萌生一个创意‘开发销售倪光南的联想式汉卡’”,“王、柳与张祖祥三人专程亲往倪光南的家,诚恳请倪出山,倪先生是一位不仅有爱国之心、报国之志,而且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和市场观念的科学家,…,一口允诺出任公司总工程师。此后的三年内,以倪光南为主连续研制出8种型号的‘联想汉卡’…”(《北京晚报》99.09.02),公司开始体现了高技术产品的特征,自此改名“联想”。

  然而,公司在技术投入上的决策走的是另一个方向。“在一篇题为《倪光南思考中关村问题》的文章中,倪光南用主要的篇幅思考了联想的问题,…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投入比重应达到8%至10%。…近年来(联想)公司R&D的投入比重在x%(一个非常小的数,笔者),…公司成立初期,它继承了计算所的成果,所以只用半年时间就实现了联想式汉卡的产品化,但现在公司利润来源更多的是依靠品牌和规模效益(而不是技术优势)。…倪光南看来,联想的发展之路应是‘技工贸’而不是‘贸工技’”(胡延平“企业是企业家的企业?”99.11.29)

  “据联想董事长曾茂朝回忆,联想到90年代初,联想汉卡退出市场,联想的利润来源(变成)主要依靠代理销售和生产制造,…”(《中国青年报》99.09.10)。

  就是在这个转折的关头,决策决定了企业将来的走向。柳传志否定了“联海集成电路设计中心”项目,革除了倪光南的总工职务,正式走向“贸工技”之路——一条在“联想汉卡”之前曾走过的路。

  心理学告诉我们,除非一个人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否则很容易不自觉地走回熟悉的老路。

  这种决策,决定了今天联想要与美国国民半导体公司成立联合实验室,在外国的总工指导下,作外国公司技术的产品孵化器。联想无疑是感受到了信息家电市场的扩大,希望能有所作为。

  当年枪毙“联海”项目,是救了联想呢?还是为外国的IC厂商留下一个更大的突破口?

  海尔也在引进外国技术,但海尔人注重于消化这些技术,一方面利用这些技术打出世界,更重要的是没有忘记自己要掌握核心技术。

  海尔的“国际化”决策,在实际上是大大提高了竞争的标杆,对国内业界水平的提升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举例说,在全国家电“跳水”之时,海尔却在进行质量与设计的“跳高”。海尔的高档“美亚美”电视被“抢购”一空,海尔的智能电脑刚刚荣获《光明日报》“我喜爱的电脑”评选活动的全国唯一的“用户满意奖”。

  海尔两年前开始执行进入IT行业的决策,一年前开始执行“国际化”的决策,现在又决策进军集成电路设计的核心技术领域。这一切,不单影响到海尔人的命运,而且更形成了决定中国IT业界国际竞争力与命运的一股力量。

  关于国家的IT业界政策,让我们先看一段报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组成特别调研组10余人,于1998年9月开始,对联想进行了历时一年的跟踪调研分析,写出了3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总结经验。将联想作为电子业的楷模,计划在行业进行宣传推广。报告认为联想的主要经验是‘在战略管理下的渐进创新。’目标是‘通过渐进创新逐步逼近最终赶超发达国家。’结论是‘中国IT产业的楷模。要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看待这类高新技术产业。要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并认为联想现象对于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有值得研究推广的普遍价值。’”(《谁是中国电脑业的龙头老大?——联想集团?》,欧阳雨龙《视点》杂志2000年3月15日)

  在这里,“贸工技”路线经过理论美化,换成了“渐进创新”。而且还要上升到 “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

  这就是国务院研究所有关国家企业政策决策的调研!笔者认为,其结论是非常值得业界和学术界推敲的。要想清楚“福兮?祸兮?”。

  我不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是否有发现“海尔现象”?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国家应该怎样根据国家的利益去区别对待联想与美国国民半导体公司的联合实验室和海尔集成电路设计公司呢?支持的方式与支持的力度要怎样区别?或者是,“一视同仁”,因为中国人自1840年以来,在对外交往中,一直就是那么友善。

  也许有些全球经济及与国际接轨的先锋们会说,都加入WTO了,还有什么国界。大家说呢?笔者从WTO中看到的是更加“刺刀见红”的竞争。

  同在《谁是中国电脑业的龙头老大?——联想集团?》这篇文章中,欧阳雨龙还写道:

  “‘联想电脑里的核心技术是谁的?自主知识产权又有多少?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业内人士说。一是核心技术,二是知识产权,在今天看来比什么都重要。联想卖机器的同时也在替美国卖核心技术,…”

  “我们是否清晰地看到,我们的联想如同是长着一副中国人的脸孔,装着一个美国心脏(芯片),顶着一根美国脊梁骨(主体硬件)的老大,更可悲的是连这个老大的灵魂(系统软件)都是美国的。中国电脑业的龙头老大究竟是谁?”

  “也许我们这样指责联想过于偏颇了,不够通情达理了。核心技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上得去的,也不是联想一家就能够解决的,…”

  是的,欧阳记者,六年前的一个婴儿,还在世的话,也该快上小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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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参见:Chinabyte-硅谷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