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中科院计算所公司(联想前身)和联想集团首任总工程师。1988年和1992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4年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为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博导。
在中科院计算所一层大厅见到倪光南院士时，他正跟两位外地访客热情作别。那天早上，他刚从外地出差回来，但依然神采奕奕、步履矫健。从一楼大厅到他办公室的路上，记者跟在他后面，几乎是一溜儿小跑。
67岁的倪光南院士，大部分时间在为国内企业特别是国内软件企业的发展东奔西走，乐此不疲。他坚定地认为，软件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产业，中国不应该简单学习印度，中国应该有信心引领世界软件潮流。在他看来，这些问题都是重大问题，不容妥协、不容观望。
外包不是中国软件业的主方向
记者：在您的各种演讲中，经常能感受到您对信息产业，特别是软件业的殷殷期望。在您看来，国产软件业应该如何扬长避短，积极创新？
倪光南：现在国内对中国软件发展道路主要有两类意见。一类认为，中国软件产业应该大力发展自主创新，建立自己的软件产业体系。因为中国既有软件人才，又有国内市场，既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又有开源软件的帮助。中国的巨大市场，完全可以支撑起自己的软件产业体系。
另一类意见是，中国应该像印度一样主要发展软件和服务的外包。2002年，微软支持麦肯锡发布了一个报告，建议中国不要做 操作系统，而要做软件服务外包。一些地方会觉得，走这条路比较容易。
为什么在国内，软件外包被强调得这么多？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是跨国公司的影响，它们甚至愿意做出某些努力来促成中国往这个方面发展。比如，微软号称要给中国62亿美元的投资，其实主要是一些采购和外包定单，真正的投资很少。说成投资62 亿美元，是不符合实际的。跨国公司这样做是不希望中国搞自己的软件，特别是有自主版权的至关重要的基础性软件，他们不希望中国成为它们的竞争对手，他们倒是希望中国成为印度的竞争者，更加降低它们的外包成本。
在软件产业链里，基础软件比如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中间件等，是垄断性很高、附加值很高的软件。也正因为如此，6万人的微软，销售收入相当于两个印度的软件出口额：印度有100万人做外包，去年出口234亿美元，而微软一年的收入就超过400亿美元。IBM有3万人搞基础软件，收入也相当于一个印度。跨国公司愿意帮助中国、引导中国去搞外包服务，因为这样做，中国不会影响到它的垄断地位。这是很明显的。
如果现在某个地方、某个软件企业，根据他自身的情况去搞外包，可能有很好的发展，我们应该支持他。但是对于中国整个软件产业，如果主要去搞外包，这是方向性错误。
记者：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国内很多软件企业是赔钱的，而做外包的企业挣钱容易些。
倪光南：这是因为有些软件特别是基础软件，开发周期比较长，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才能成熟。比如，经验表明，一个源代码百万行等级的大型软件要成熟，大概需要几百人的队伍，花五年左右的时间。比如，中国有一个做Office的永中公司，跟微软的Office部门相比，人员大概差10倍，投入差几百倍。但从时间上来讲，我们开发了六年，微软开发了近二十年，相比之下，中国软件企业的效率是不错的，这也体现了后发优势。
记者：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某些企业等不到发展起来的那一天，就已经跨掉了？
倪光南：这就需要国家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对大型软件、基础软件的支持。如果你没坚持到五六年，三四年你就不做了，你就前功尽弃了。你坚持下来了，这个软件就可以达到和跨国软件公司产品竞争的地步。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国内软件要赶上国外软件的水平，需要多少年？
倪光南：国内各家Linux服务器操作系统已能与Windows竞争，已经在企业和政府应用中有相当强的替代能力，很多中小型应用已经用到国产数据库，中间件也没多大问题。谁能举出中国不能做的软件？或者我们不能在五六年达到实用水准的软件？我想没有人能举出什么例子。即使我们过去不能做，现在花五六年的时间我们就能做出来，就可以达到国际水准。
政府应该是国产软件的首批用户
记者：我记得，您两年前说软件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产业，现在还这样认为？
倪光南：是，绝对是。
可以想象，这几年，我们国产Office很快可以全面替代微软的Office，国产的操作系统也有很大的替代性。“十五”期间，我们已经看到很大的变化。
软件产业的创新并不依靠物质条件，这是和很多产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半导体产业，我们设计了一个芯片，我们工厂不一定能做出来。即使我们能做出来，我们工厂的装备、EDA设计工具等都是国外的，人家如果不卖给你这些也不行。所以集成电路产业对物质条件依赖性很强。然而对于软件产业，如果你有很好的创新，只需要经过一定时间让它成熟，你就完全可以创造一个软件比国外的还好。所以我觉得软件的后发优势非常明显。
在开放源代码领域，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软件技术，几乎都有类似的可用，这些软件技术是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是任何人都可以加以利用，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同时，任何人也可以对于开放源代码做贡献。所以开放源代码软件的出现，使得花钱向跨国公司引进技术成为多余的了。
记者：但是，国产软件特别是基础软件，目前的市场很小。
倪光南：软件产业发展的障碍是思想上的障碍，不要迷信跨国公司软件。北京的平谷区政府说，软件是用出来的。这话很有道理。因为靠软件企业自己测试，看不到很多缺陷，一般到实际应用场合，才能发现问题。
那么谁做国产软件的第一批用户？我想应该是政府。因为不够成熟的时候，企业不愿意用，社会上老百姓也不愿意用，那么政府就应该支持，带头使用。国产软件的性能价格比是很有优势的。应该把政府应用这个最宝贵的市场资源用来支持国产软件，而不应该像有些地方，为了要回报跨国公司搞的一些培训，就把市场资源让给跨国公司，这是得不偿失的。
记者：今年的全国科技大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您觉得中国信息产业的创新之路是什么样的？
倪光南：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十六字方针来看，如果坚持自主创新，软件产业一定可以实现重点跨越。但是假如你是学印度，整个中国软件产业全向印度学习，你想要跨越印度都很难。因为印度对美外包有它固有的英语优势，做了二十多年了，已经是外包老大。在产业链里，外包产能太低，利润太低，发达国家不愿意做，跨国公司不愿意做。
特别是现在，信息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要。如果基础软件不行，信息安全问题就不能解决。另外，中国正在面临软件正版化问题。中国13亿人口大国，如果用外国软件，实现正版化不可想象。我想，很现实的，只有主要依靠国产软件实现正版化。
记者：您本人使用国产软件吗？
倪光南：我经常用国产的Office、Linux。这两个软件与国外的同类软件相比，已经很接近了，并且还有创新。当然，有些方面还有差距，但是我们很快就能迅速赶上，这不过是时间问题。
记者：现在Linux在应用上和Windows相比，感觉没有太多创新。
倪光南：应该说，客观上有先入为主的问题。有些国产Linux版本外表很像Windows，这是市场的需要。因为这么多用户很难重新培训他，所以我们希望在操作上尽量接近Windows。实际上Windows的界面也不是Windows的创新，最早是 苹果机上用的。当然，与Windows兼容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还是为了替代它、超越它。这是一个过程。
中国应引领世界软件潮流
记者：从1961年大学毕业到现在，您差不多经历了中国计算机事业创建的全部50年，您感觉其中有哪些事特别难忘？
倪光南：嗯，挺多的，一下子也说不好。我记得，中国在1958年的时候做出的第一台计算机，是仿前苏联的，叫104机。我参与的是中国第一台自主设计的大型计算机119机。一直做到1964年才交机，相当长的时间，很不容易。
我当时负责外围设备线路，是外部设备插件组组长，也参加调机，做值班长。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通过这个实践，我进入了计算机领域。
记者：119机还在吗？
倪光南：很可惜，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ENIVAC还保留着，而中国很有历史意义的老计算机都被拆掉了。119机有这一楼层这么大，差不多有一个篮球场的面积。
119机用真空管，之后用晶体管，用集成电路，最后是第四代，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这四代计算机我都经历过。开始的时候，中国的计算机并不是这么落后。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也就美国、前苏联、英国、法国、中国这几个国家能做计算机，其他国家不能做。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基本停止发展，我们都不做科研了，上山下乡去了。而这个期间正好是计算机按照摩尔定律在发展的阶段。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重新抓科研，那时有了很大的差距。好在，软件没差那么多，因为你可以用新的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特别是开放源代码软件给了你一个基础，使你的起点可以提到国际的水平上，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跟随时间。我们很有信心在软件领域迅速赶上。
记者：站在中国计算机事业创建50周年这个新的时间点上，请您展望一下未来的计算机技术发展趋势。
倪光南：长远的我们很难预测，信息领域的预测一般都是错的(笑)，预测比较短的时间可以比较接近。
我觉得，未来这几年应该是中国软件发展的关键时期，有可能在这几年里面，我们国产软件形成自己的软件产业体系，中国的软件应用将引领世界潮流。
如果硬件按照目前的趋势降价，几年之后，一两千块钱一台电脑，中国的电脑用户会像手机用户一样快速增长。中国网民数量现在是全世界第二，电视数量我们已经第一了，手机已经第一了，我们中国的电脑用户数量很快也会变成世界第一，在这个时候中国人用软件，岂不就是世界软件的主流？
我们应该引领潮流，而不是跟随人家，应该有这个信心，不要老是自卑，认为中国不行。因为我们将很快有世界第一的用户群。中国用什么软件、什么硬件，将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有人认为，中国人还需要等待若干年引进跨国公司技术，再搞自主创新。这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
当然，我们如果做得不好，或者我们中国人都去做外包了，就没有希望，只做外包，连印度都赶不上。
我愿意帮助企业
记者：您在一些协会，还有计算所里都有职务，这些角色中，哪个角色占用您的时间最多？
倪光南：我还是愿意和企业一起商量事情，因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我希望有创新性很好的企业。当然有一些事情一定要做的，领导机关叫你去开会，当然要去的。我比较愿意和企业讨论，我们怎么把一个产品做好，怎么把市场开拓好。
记者：您觉得现在国内企业里，比较优秀的是哪些？
倪光南：通信领域的华为、中兴非常出色，已经能参与国际竞争了。这几年肯定会出现一些优秀的软件企业，因为它已经熬过了前几年最艰难的时期。但是我们还要看一段时间，因为软件成熟需要时间。
记者：除了神舟电脑，您还给别的公司做科技顾问吗？
倪光南：很多事情名分不是很重要。在神舟电脑倒是有一个名分，不过有没有名分我都愿意帮助企业。我支持神舟，因为它作为民营企业，能够坚持有比较大的研发投入，而且坚持不断扩大自己自主创新的领域。这样的话它可能后来居上，所以我们鼓励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扩大自己的研发投入，扩大掌握更多的技术。当然，我们相信随着Linux的发展，国产CPU的发展，将来电脑的核心技术应该用国产的。
记者：您在联想待过，现在跟企业接触也很多，您有没有觉得现在的企业创新存在误区？
倪光南：很多企业还是很愿意在创新上投入的。中国的软件企业能够发展起来，都是以创新为基础的。像用友，开始时有一个很好的财务软件；像华为、中兴有很好的嵌入式软件。就是做系统集成的公司，也需要有创新，他能按照需求做好一个工程，能够把各种软件、硬件合在一起做一个解决方案，这是集成创新。如果我们从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各种创新类型来看，软件公司如果一点没创新的话，我觉得很难生存。即使外包，也需要有自己的创新，不能满足于简单的外包，而是要能做更复杂的外包，甚至要能提供解决方案。
记者：去年我采访一些软件企业的时候，他们提到，在每个软件领域最后只能生存两三家企业，但是在国内这种状况还不是很明显。
倪光南：我觉得中国在基础软件方面会出现很好的大企业，并会带动很多做下游软件或做支持服务的中小公司。在应用软件领域，我觉得很多家都可以生存。
原则问题不能妥协
记者：您的很多观点非常鲜明，比如说不要学印度，以及对政府采购法的一些看法。很多人因此觉得您像是一位斗士，您怎么看这些评价？
倪光南：我们能够帮企业说话，这是应该的。在很多重要问题上，是不能有所妥协的。比如，中国要做自己的基础软件，还是主要做外包？这是原则问题，我们绝对不能妥协的。当然，这可能会得罪一些人(笑)。在生活待遇上，我们可以“与世无争”，但是这些问题关系太大，无论如何，我们应该代表我们的企业说话，反映企业的想法。
记者：在过去这些年中，您经历过很多风风雨雨。很多事情现在去追究当时是什么样子，已经没太大意义了。我想知道，偶尔回头看的时候，您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些遗憾，或者您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倪光南：我想,一个人要尽力而为。有很多情况下，你想做的，并不是完全能够实现。你看有些事情，当时很热闹，但是过了若干年一看，是怎么样就很清楚了。我觉得我们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否则，一时做得很轰轰烈烈，可能没意义。过几年后再看，甚至可能觉得很可笑，我不希望做这种事情。
我希望，今天我们做的事情，若干年后来看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不是很容易。有一些事情可能做了后，不受很多人欢迎，但是你知道这个事情对长远有意义，能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就可以了。
我遗憾的事很多，但是人不应该想这么多，因为人的个人能力有限，最重要的是要合乎潮流。要关心中国的信息产业，把自己融入进去，使你自己的努力和整个产业的发展融合起来。哪怕你自己的力量很小，你也要融合进去，而不是违背潮流或者在外面观望。
记者：您对国内科研人员有什么期望吗？
倪光南：我觉得，作为科技人员要有所贡献的话，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去做。不能急功近利。急功近利暂时也许有一点好处，但是长远看不行，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科学实验、产品开发都是实实在在的，产品必须在市场上经受检验，取巧是没有出路的，迟早要出问题，这方面已经有很多教训。
记者手记
在这次采访倪院士之前，记者有幸跟倪院士有过多次约稿经历。倪院士的亲切有礼、大家风范让我印象深刻。以最早的两次为例。
第一次是关于“展望信息产业未来”的题目。从同事那里要来倪院士的电话，打通后，传来一个亲切的声音：“我是倪光南。”初次通话，记者说出采访需求，没想到倪院士一口答应：好，你给我发邮件吧。邮件发出的当天晚上，记者收到倪院士的稿件，信尾还注明“请酌用”。报道出来后，我给倪院士寄了两份报纸，并发邮件告知。倪院士立即回信：谢谢！
第二次是关于“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题目。拨通电话，考虑到倪院士未必记得自己的单位和姓名，记者又想做一次自我介绍，没想到倪院士记得很清楚。听起来倪院士在开会，他要我先把约稿要求发给他。第二天早上，收到倪院士的邮件：小袁，我没有收到你的邮件。记者马上又发一遍。中午收到倪院士的回信：收到，我晚上写给你。第三天早上，记者在办公室收到倪院士的邮件，一看时间，是在前一天晚上 23：54发出的。报纸出来后，照例给倪院士寄出两份，并邮件通知。倪院士依旧是立即回信：谢谢！
向专家学者约稿、约采访，难免会遭遇一些挫折或不快，记者对此已能淡然处之。然而，倪院士的谦谦君子风范仍然令人折服。我想，这里面除了倪院士的个性与修养使然，还有他对重大事件勇于参与、不愿观望的积极入世之心。
把这些经历写在博客里，有博友留言：越是大家，往往做得越好！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