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听到的宫敏，是一个最先把自由软件引入中国，被称为是中国自由软件界元老的宫敏；而我们看到的宫敏，是一个在国内自由软件运动掀起狂潮时却全身而退，埋头于开发和做实事的宫敏。我们的本意是要写一段关于宫敏的传奇，但结果却是写出了一个卸去了光环的平实的宫敏。对宫敏先生的见解，我们只愿忠实地记录，不愿进行过多的评说。但这正象众所周知的：佛教盛行的地区都是一些极其贫穷落后的地区，而你却不能因此就怀疑佛教先贤们超人的智慧和博大的胸怀一样。也好象我们对待现代的奥运会，一方面我们愉悦于因职业化而更高、更快、更强的竞技运动，一享受着这些运动因刺激而带给我们的快感，奥运会的生命力因此而越来越旺盛；一方面我们也见到了那些竞技运动在越来越浓重的商业因素作用下已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戗生运动，运动健儿们在激烈的竞争中最终带着一身的伤病殒落了一样。广大的自由软件爱好者，包括里努斯本人，也都曾在理想与现实、出世与入世间徘徊。基于我国自由软件的国情，我们认为目前就评说宫敏先生的观点为时尚早，但应特别注意的是宫先生提到的关于自由软件作用于教育的想法：中国最缺的是人，是那些有着良好心态和真才实学的人。
芬兰之旅
有意或是无意间，我们的心中总存在着一种民族心理情结。当我头一次听说Linux的开发有一个中国人参与时，我的想法就是想见一见这个中国人。而当这个中国人宫敏就座在我的面前时，我却见到了他是如此平和，如此地执着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他坚信全世界的Linux只有一个，所不同的只是有多种发行版本。也许是和多数人一样，出于那种情结带来的好奇心，我们还是在访谈中坚持请宫敏先生谈了他赴芬兰工作的一些情况。
宫敏先生谈到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从1985年至1987年在美国工作了几年。回国后宫先生回到了原单位，产生了再出去看看的想法。这时他注意到芬兰赫尔辛基理工大学有自己较为感兴趣的“实时图像处理”项目，就写了一封信给芬兰方面申请工作，结果受到了对方的欢迎。1989年9月宫敏先生动身去了芬兰，主要研究“并行处理”项目（后发展为“分布式处理”）。
在芬兰期间，宫敏先生用小型机工作，以后又购买了PC用的UNIX。这个时候宫先生发现这种UNIX不是很好用，缺乏很多驱动程序，对Internet的很多协议也不能支持。以后在购买了另一台小型机，试用了MachIII系统后，问题依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促使宫敏先生不断寻找解决办法。终于于 1991年在芬兰教育网上，宫敏先生找到了Linux。但当时的Linux极不完备，宫敏先生戏言当时在Linux上也就能打一些“aabb”，这样宫先生就暂时放弃了对Linux的研究。但出呼宫先生意料的是，一年后竟见到了Linux的发行版。在Down到了支持Internet的Patch后，当时的Linux在宫先生的机器上却并不工作。“2天2夜后我才让它开始工作，我记得那是1992年的春天。”宫先生今天忆起此不还不无得意。以后他又回忆道：“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快，但我有了源代码。我就在Patch上写我的程序，直到问题解决。以后我把它mail给了Donald。”最后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有没有源代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你有想法就可以实现。当然，如果你没有想法另当别论。从此我就用上了Linux,以后有新的内核我就Down下来编译一把。我热爱Linux。”
在谈到中国自由软件库的建立情况时，宫敏先生回忆说在应瑞典计算机科学研究所之邀进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各国科学家在讨论“Linux为什么会在芬兰产生”时，产生了这样一种意见：是因为芬兰有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软库，芬兰人能够很轻易地得到各种源程序，各大学计算机又免费使用，从而造就了Linux。这使宫敏先生产生了把自由软件引入中国的想法。机会终于来了，在和国家信息中心胡贻志主任的合作中，宫敏先生第一次把Linux引入了国内。当时大家的评价是让PC成为了Sun，具有了服务器的功能。在胡贻志主任和国家信息中心高主任的热情帮助下，宫敏先生为祖国用磁带背回了20G容量的自由软件，按宫先生的说法这是当时真正的好东西。也由此建立了中国自由软件库——中国第一个自由软件库。以后在张鹿等人的努力下，中国自由软件库得以发展壮大，宫敏先生却在一片热闹中继续从事着自己的研究工作。讲到这里，宫敏先生话题一转，语气沉重地接着说：“中国缺人才。而人要学习，就要有东西可学，下载是学习计算机新技术最快的办法。现在中国自由软件库得不到国家一分钱的财政支持，张鹿他们真是难啊。一个国家发达与否不能只以金钱多少标准衡量，还应看它有多少公共财富，现在的公共财富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呀！”其忧国之情已溢于言表。
Freesoftware、free of charge、freedom
Richard.Stallman先生前一时期提出了Linux能否拿出来卖钱的问题。RedHat公司 也提出了出卖Linux，所得收入可以让Linux的开发者获得必要的补偿，从而更好地开发Linux的问题。对此我们请教了宫敏先生。
宫敏先生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却谈到了GPL。的确，GPL并没有明确规定不可以出卖Linux。由此宫敏先生认为把Freesoftware如果理解为free of charge ，是纯粹的无知，而理解为freedom是正确的。商业运作虽然已经存在很久，但宫敏先生认为商业运作在Linux产生和发展的初期和中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从而在后期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RedHat 起了一些作用，但并不大。Corel 公司开发Linux还带了一个不好的头。台湾省的自由软件基金会叫软件自由基金会，Linux只有一个，所以就该叫Linux某某，而不能叫某某 Linux。在欧洲Linux发行版本很少，真正拿出来卖的也只有德国的一家，而亚洲却很多。国内有的厂家只在个别功能上做了一些改进，就封闭了源代码，这不可取。因为Linux同UNIX一样，通过改变某些设置就可以支持各国的语言，而现在国内厂家的做法破坏了Linux的完整性。
宫敏先生坦言自己不会应人们的要求做一个自己的Linux发行版，因为意义不大。宫敏先生自称用过的第一个发行版是SLS（后发展为 Slackware）。他请我们设想没有发行版时装一个Linux的困难，Linus史上第一个发行版意义重大,而现在有近百种Linux发行版本，做第 101种又有何意义呢。据此观点宫敏先生认为前一时期人们要做一个中国统一的发行版也毫无意义，因为是好东西就会流传，不然再大的商业炒作也不会起到作用。现在国内厂家都说要做本地化，可成果又何在呢？
宫敏先生眼中Linux在中国的未来
随着访谈的进行，我们的话题又不自觉的引到了中国Linux未来发展的问题上。尽管宫敏先生不愿对国内的各种Linux进行评价，但还是就Linux在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宫敏先生认为在国外Linux的发展遵循了一条自下而上的路线，也就是草根运动。举个例子来说，在国外有的公司总裁在Linux已经在自己的公司服务了好几年以后，并不知道自己的公司应用了Linux。直到Linux在外界很有名以后，才从下属口中知道Linux已经在自己的公司应用了很长时间了。这种自下而上的路线模式在国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国内为什么就行不通呢？
发展路线模式的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同时发展的思路不同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宫敏先生认为如果功利化地发展Linux,只有死路一条。为什么呢？因为你无法用Linux合法地谋功谋利。事实上只有RedHat谋到了一点，其它的厂商也都没有办到。因此要发展Linux，就要把眼界放宽一些，不要只盯着 Linux，要全面发展自由软件。要知道操作系统编译器只是自由软件的一块，Linux更是自由软件中一块中的一块。
就Linux为什么会在芬兰产生的答案，我们和宫敏先生产生了一些意见分歧。宫敏先生就此和我们谈了影响Linux未来发展的另外一些因素。他认为心态问题和人才储备和培养问题才是目前限制Linux最大的问题。就心态问题来说，不计功利地发展Linux是一件苦差事，对Linux的开发者们就面临你是要挣点钱、还是做点事的选择。Linux所以能在芬兰产生，除了它有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软件库，人们可以很容易得到源程序以供研究外，还与那里的社会形态有关。芬兰人并不很有钱，但他们认为当一回人不容易，不能做金钱的奴隶。国内Linux发展突出的心态问题，表现在图书方面：是国内写Linux的书虽不少，但以翻译的为多。翻译后再出版的书已经非常过时了；同时 Linux图书用中文写的也太小，这就说明国内没多少人真正加入在里面做这件事。宫先生坦言自己不会去翻译Linux图书，最好最时效的方法是下载，这也是他建中国自由软件库的初衷。
在人才影响问题上宫敏先生反复强调中国最缺的并不是钱，而是人。Linux对于计算机教育本就是绝好的教材，加入进去就能跟上世界最先进的发展潮流，你就能知道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加入这个队伍，你就能提高不少。但宫敏先生对目前国内Linux人才甚为担忧，目前宫先生要找到一些得力的助手非常困难。找到的人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培养，有些人还培养不出来。宫先生认为中国学生和芬兰学生相比，由于教学方法的不同，动手能力很差。他提出在芬兰赫尔辛基理工大学，电子系的学生要毕业，光把电路设计出来不成，还要做出来，按要求跑成功。按这个思路中国计算机系的学生为什么学操作系统课程时，就不能把调控程序变一下，按自己的想法做一下呢！
宫敏先生还就自由软件的精神对社会形态的影响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不能用金钱多少的标准衡量社会进步与否。沙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谁拿沙特当回事呢，衡量社会进步与否应看社会公共财富有多少。我们总提洛桑管理学院公布的中国经济竞争力排名提高了多少，但同时我们也该看到同一家学院公布的我国科技竞争力排名倒退了十五位的报道。从而摆正心态，加强人才培养才是当前最应做的。
是啊，回首1989年的诺基亚公司，只能生产雨鞋一类不入流的产品，又有谁会重视它呢？但到了2000年，芬兰水土养育的诺基亚已成长为让人不可轻视的世界级公司了。如果我们正视现实，掌握并应用了其中的奥秘，同样的事情难道不会降临在中国Linux甚至IT产业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