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技术类 - Just for Fun
Just for Fun
2004-04-23 15:18 pm来自：Linux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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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因为有www.linuxaid.com.cn的MusicLand同志不求回报、任劳任怨、辛苦的加班加点工作，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请大家默X三分钟，以表示对他（她）的敬意！！！谢谢！！俺Simple说是要录入全文，以??(考一下大家，这个字是什么？)读者，但各种原因导致...，如果大家不满，请邮寄或汇款百元以上不分币种的钞票若干给我，谢谢！
对了，都是那个www.linuxaid.com.cn里的tao同志，愣是要个文本文件，害的此文中记者和linus说的话分不清楚，大家只好自己猜测关联了（当然主要是我懒喽！）。不满意，请提板砖、麻袋请与tao同志黑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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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场革新的便笺
前言：生活的意义
第一章：一个书呆子的诞生
1 大鼻子的孩子
2 外公的计算机
3 芬兰的严冬
4 我的家族
5 中学时代
6 长大成人
7 爱洗桑拿的国家
第二章：一种操作系统的诞生
1 昨天的电脑
2 上大学
3 从UNIX开始
4 第一台386和终端仿真
第三章：编程的美妙
1 开始编程
2 长腿的终端仿真器
3 寻求网上帮助
4 linux
5 开放源代码
6 linux有了用户
7 linux能换来金钱吗？
8 MINIX对linux
9 最后的冲刺
10 塔芙
第四章：舞会上的国王
1 1.0版本闪亮登场
2 版权之争
3 去硅谷
4 在Transmeta领地上的生活
5 欢迎来到硅谷
6 一夜功成名就
7 财富的到来
8 糟糕的展示会
9 媒体的攻击
10 舞会上的田王
11 还会再干
第五章：知识产权
1 各种观点
2 结束控制
3 未来的娱乐之旅
4 为何开放源代码
5 名声与财富
6 生活的意义
Copyright [美]李纳斯·托沃兹, 大卫·戴蒙 �
如果大家有20元钱，还是去支持一下出版此书的出版社吧！各地新华书店有售！没有？？那将就的看这个吧！:(
前言：生活的意义
(性、战争、linux)
背景：
这本书开始写于一辆黑色的福特牌汽车上。
这辆车沿着州际五号公路朝南开去，行驶在加利福尼亚中部山谷的某个地方。李纳斯?托沃兹、他的妻子塔芙?托沃兹、他们的两个小女儿帕特里夏和丹妮亚拉，在一个外人的陪同下，旅行351英里去洛杉矶参观那里的动物园和一家宜家家居商店的分店。
大卫：我现在正在思索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而且非常重要。你在这部书里想表达什么？
李纳斯：我想解释生命的意义。
塔芙：李纳斯，你没有忘记给车子加油吧？
李纳斯：我对生命的意义有种理论。我们可以在第一章里对人们解释生命的意义何在。这样可以吸引住他们。一旦他们被吸引住，并且付钱买了书，剩下的章节里我们就可以胡扯了。
大卫：哦，是的。这倒像个计划。有人对我说，人类自从诞生起就一直有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第一个是：“生命的意义何在？”第二个是：“在一天结束时，我攒下的所有零花钱能干些什么？”
李纳斯：我有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大卫：答案是什么？
李纳斯：这个答案基本上简单而漂亮。它不会给你的生活以任何意义，但可以告诉你将发生什么。有三件事具有生命的意义。它们是你生活当中所有事情的动机，包括你所做的任何事情和一个生命体该做的所有事情。第一是生存，第二是社会秩序，第三是娱乐。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是按这个顺序发展的。娱乐之后便一无所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生活的意义就是要达到第三个阶段。你一旦达到了第三个阶段，就算成功了。但首先要越过前两个阶段。
大卫：你需要详细解释一下。
帕特里夏：爸爸，我们能不能停车买个巧克力冰淇淋？我现在想吃冰淇淋。
塔芙：小宝贝，不行。你得等一等，等我们停下来去上厕所时你才可以吃冰淇淋。
李纳斯：我给你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最明显的是性，它开始只是一种延续生命的手段，后来变成了一种社会性的行为，比如你要结婚才能得到性。再后来，它成了一种娱乐。
帕特里夏：这么说我得上厕所了？
大卫：性为什么是娱乐？
李纳斯：好吧，我是在对牛弹琴。我举一个别的例子。
大卫：不必，还是说说性。
李纳斯：它是在另一个层次上的……
大卫(自言自语)：哦，参与就是娱乐，而不是在一旁观看。好，我明白了。
李纳斯：……假如你从生物学的角度观察性行为，就是在另一个层次上。性一开始是怎么来的？是生存。最初它不是娱乐，后来两者融合在一起了。好，我们先把性放下。
大卫：别，我想这可以写整整一个章节。
李纳斯：我们还是来谈谈战争吧。很明显，它最初起源于生存，因为在你和水源之间有一个高个子家伙挡道。再后来，你必须和那个家伙为争夺一个妻子而搏斗。之后，就成了一种社会秩序。中世纪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战争就是这个样子。
大卫：战争是建立社会秩序的手段。
李纳斯：没错。但它也是把人自己塑造成社会秩序中一部分的手段，而对于社会秩序本身谁也不关心。人人关心的是在那个秩序中自己的位置。无论你是一只按实力划分成等级的鸡还是一个人，都是如此。
大卫：如今战争已成为娱乐？
李纳斯：对。
大卫：也许那些在电视上观看战争节目的人，会觉得战争非常有意思。
李纳斯：电脑游戏。战争游戏。有线电视新闻网。战争的原因也常常很有意思。对战争的看法也是娱乐。对性的需求其原因也常常是娱乐。当然，生存的功能没有泯灭，尤其是当你是一个天主教徒的时候，对不对？但即使你是一个天主教徒，有时你想到性的时候也包含享乐的需要。所以这并非只是纯粹的娱乐。在所有的事物中，一部分动机可能是生存，另一部分可能是社会秩序，剩下的就是娱乐。好，我说说技术。技术最初也是生存。生存的意思并非只是生存而已，而是为了生存得更好。为了从井里打水人类才发明了风车……
大卫：火的发明也是这样。
李纳斯：对。这仍是为了生存，还没有达到社会秩序和娱乐的阶段。
大卫：技术是怎样进入社会秩序阶段的？
李纳斯：其实工业化的目的主要是生存需要，或者为了生存得更好。比如生产汽车，它便意味着制造出更快更漂亮的汽车。然后技术便达到了社会层面的阶段。这时我们有了电话。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了电视。早期许多电视节目主要是为了给大众洗脑。电台也是如此，许多国家常常投资电台，为的就是社会秩序的原因。
大卫：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
李纳斯：没错，然后又超越了那个阶段。今天，电视显然主要是为了娱乐。如今你才可以到处看到手机，手机现在大体上还处于社会的层面，但也正在朝娱乐的阶段发展。
大卫：那么技术的未来将会怎样？我们已经超越了生存阶段，现在正处于社会阶段，是这样吗？
李纳斯：对。过去所有技术都是为了使生活更容易一些。是为了快点达到一个地点，货品更便宜一些，住进更好的房子等等。那么信息技术与过去的技术有何区别呢？人人都建立起联系后又会怎样呢，还有什么可做的？当然人们之间的联系可以建立得很好，但从根本上说与过去没什么区别。因此技术将把我们引向何处？依我看，下一个巨大的步伐就是迈向娱乐。
大卫：你的意思是，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将演变成娱乐……
李纳斯：这就是为什么linux在某种程度上如此成功的原因。想一下那三个动机。第一个是生存，拥有计算机的人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坦白地说，假如你有一台电脑，就意味着你已经不会再为基本的生计问题发愁了。第二个是社会秩序，建立社会秩序的动机显然是为了使各种各样的人能够各安其位。
大卫：你在Comdex电脑业会议上说的话非常不错，当时你说linux的开发是一个全球性团队的体育项目。这一点基本上是由你创立的，伙计。
李纳斯：linux表明了人们为什么喜欢团队体育项目，尤其是想成为团队中的一员。
大卫：是的，每天坐在电脑前，你大概希望觉得你是一个大团体中的一分子，任何事情中的一分子。
李纳斯：这就是社会层面，和其他团队体育项目一样。想象一下一支足球队里面的人，特别是高中的足球队。linux的社会层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Linux也是娱乐，这种娱乐是金钱很难买到的。当你处在生存阶段时，金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动机，因为用金钱换取生存是件容易的事情。换取生存之类的东西是很容易的，但突然之间你进入了娱乐阶段，金钱就……
大卫：金钱就没用了？
李纳斯：不是，并不是没用，因为显然你可以用钱买电影影碟、速度更快的汽车、更豪华的假期。还有许多东西你也可以买，从而改善你的处境。
塔芙：李纳斯，我们该给丹妮亚拉换尿布了。帕特里夏也得去上厕所。我想喝一杯卡普契诺咖啡。我们在这儿能找到一家星巴克(Starbucks)咖啡馆吗？我们现在在哪儿？
大卫(抬起头)：根据空中的味道，我想我们已经快到国王城了。
李纳斯：我们所说的都非常宏观，但我们指的不光是人，而且是生活。和熵的定律相似。根据“生活的熵定律”，一切事物都将从生存走向娱乐，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某个局部地区没有倒退的现象，而且毫无疑问许多地方都有这种情况。有时事物往往会分裂开来。
大卫：但作为一个体系，一切事物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
李纳斯：一切事物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但并不是同步的。所以从根本上说，性已经达到了娱乐阶段，战争已经快接近娱乐阶段了，技术也已经达到了这一阶段。新生的事物开始是为了生存，比如太空旅行，它在某个阶段是为了生存，然后成为一种社会秩序，最后达到娱乐的目的。可以用膜拜的角度看一下文明。我是说，文明也是以同样的格局出现的。文明最早是为了生存，比如大家聚在一起就会生存得更好，于是建立起了社会结构。最后，文明 的存在是为了纯粹的娱乐，当然也并非完全纯粹，而且这种娱乐也并非有什么不好。古希腊人是以强大的社会秩序而著称的，他们也有不少娱乐。人人都知道那个时代产生了不少一流的哲学家。
大卫：那么这些和生活的意义有什么联系呢？
李纳斯：并非有何联系……只是说……存在着这类问题。
大卫：这其间的小小联系你还得想一想。
帕特里夏：妈妈，瞧那些牛。
李纳斯：所以，要是你知道生活的走向是这样的，那么毫无疑问，你的生活目标就中促成这一走向。而且这种走向并非是一个单一的行程。你做的一切都是许多走向中的一部分。你也可以问自己：“我做些什么才能使社会变得更好？”你知道你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你知道社会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你也能帮助它朝这个方向走。
塔芙(扬起鼻子)：什么味？真难闻。
李纳斯：所以归根结底，我们都是为了开心。我们也可以坐在这里，完全放松，享受着汽车旅行。
大卫：仅仅为了开心？
第一章 一个书呆子的诞生
1、大鼻子的孩子
我是一个长相丑陋的孩子。
我能说什么呢？要是好莱坞有一天想拍一部关于linux的电影的话，我希望他们一定得找一个像汤姆?克鲁斯那样的人担当主角，但在现实中，我的相貌可没有那么好。
千万别误解我的话，我还没丑到《巴黎圣母院》里那个驼子的地步。
但可以想象一个我的大包牙，凡是见过我小时候照片的人，都会觉得我的相貌酷似河狸。再想象一下我不修边幅的衣着，以及一个托沃兹家族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大鼻子，这样，在你脑海中我的模样就形成了。
有时别人对我说，我的鼻子长得简直“富丽堂皇”。人们还说——至少我的家人是这么对我说的——一个男人的鼻子的大小可以说明“其他”东西。但是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来说，这些话大概也没什么意义。在他看来，鼻子只不过是起着遮盖牙齿的作用。照片上我们家三代男人的脸部轮廓让人痛苦地联想到，留在别人记忆里的唯有鼻子而没有什么其他的男人气质。至少在当时是如此。
为了让你对我模样的想象更完整一些，现在再来补充一些细节。棕色头发(在美国这里，人们把它称做金黄色，但在斯堪的纳维亚就叫做“棕色”)、蓝眼睛、稍有点近视，于是戴副无伤大雅的眼镜。另外眼镜至少可以让人不大注意我的鼻子，于是我就带上了，任何时候都不摘下来。
哦，我已经提到了我在穿着方面的缺乏品味。通常，我都是选深蓝色的衣服，这就意味着我只穿蓝色牛仔裤，再配一件蓝色翻领毛衣——也可能是青绿色之类。幸好我们家人不喜欢照相，这样让我出丑的证据就没有留下多少。
照片还是有几张。有一张里的我当时只有十三岁左右，和比我小十六个月的妹妹萨拉一起照的。照片里的她看上去还蛮不错，而我却瘦得出奇，是个脸色苍白、扭曲着身子让人拍照的小男孩。拍照人大概是我妈妈。她是芬兰新闻社的翻译，这张宝贝照片也许是她在出门上班前匆匆忙忙拍下来的。
我在12月28日这个一年末尾的时候出生，这便意味着我是全球里年龄最小的孩子，同时也是个头最矮的一个。如果是在高年级，比多数同学都小半年似乎已不再是什么问题，但在刚上学的那几年这点差别却至关重要。
你有什么想法？你是不是想说，令人惊奇的是，所有这些缺点对我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长得像海狸、小矮个、戴副眼镜、乱糟糟的头发(其实后来我的关发也总是蓬乱不堪)，不修边幅的衣着，这些都没什么影响。因为，我有迷人的个性。
但我告诉你，事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还是让我们实话实说吧，我是一个古怪的书呆子，一个为人取笑的对象。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是如此。我倒没有干什么用胶带把眼镜粘在一起的事，但也差不多了。因为我有着其他合乎大家想象中的书呆子的所有特点：比如数学极好，物理也非常棒社交能力却差得一塌糊涂等等。那时，做一个书呆子还没有被人认为是一件好事。
每一个人大概在上学时都遇到过像我这样的人：在数学方面很突出，但不是因为学习刻苦，而是天生就是那个样子。我在我们班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你急着替我难受之前，我再给你补充一些细节吧。我可能的确很怪，而且是个小矮个，但我混得不错。我在体育方面虽说不上能达到运动员的水平，但也不是不可救药的家伙。学校课间休息时总是玩一种游戏，这种游戏比赛技巧和速度，比赛分两个队进行，两队轮流用球扔向对方，被扔中者出局，直到有一方全部出局认输为止。我虽说从来也不是顶尖好手，但在两队挑选队员时我总是属于最早被挑中的那一拨。
所以在包括家庭、邻里在内的社会这一层面，我可能比较古怪，但单以学校而论混得还行。我没花什么力气就成了在学校里属于有点档次的那类学生，尽管从来也不属于出类拔萃的那种，可能主要是因为我不那么玩命。其实我即使在社会层面也有别人可以接受的地方。好象谁也不会太关注我的鼻子，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因为他们都有太多自己要操心的事情。
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大多数孩子似乎在穿衣服方面也不太讲究，而当我们长大后，又突然要由别的什么人来决定我们穿什么衣服了。就我自己而言，这些人主要是某些高技术公司的销售人员，我就穿他们在会议上免费发送的T恤和夹克。最近，我几乎一直都穿Vendorware公司的这类货色。而且我还有一个老婆，由她决定我的衣橱里应该放些什么样的衣服，还替我挑选凉鞋才袜子。于是我更用不着为此事操心了。
2、外公的计算机
如果说我孩提时代一些最幸福的记忆是玩我外公的一台老式电子计算器，对此大概谁也不会感到惊奇。
我外公列奥?瓦尔德马?托尔奎斯特(Leo Waldemar Tornqvist)是赫尔辛基大学的一位统计学教授。我记得我曾开心地在他那台计算器上计算过大量随机数字的正弦值。并不是因为我对答案感兴趣(毕竟，对这样的问题没有多少人感兴趣)，我开心是因为这发生在很早以前，那时的计算器可不像现在的那样能够很快的一下就给出答案，它们还得有个计算过程。一边计算一边闪烁个不停，好像在对你说：“瞧，我还活着，这次计算我只用10秒钟就能完成，同时我还能对你眨眼睛，告诉你我已经完成了多少工作。”
这一点非常有意思。比现在的计算器令人兴奋多了，因为现在的玩意儿在计算简单问题时全然不费力气。而当早期的计算器计算时，你知道它们正在辛苦地工作。并且，这一点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来。
我已经记不清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计算机(computer)是什么时候了，但肯定是在十一岁左右。那大概是在1981年，当时我外公抱回来一台崭新的Commodore VIC-20计算机。由于我曾在那台老计算器上玩过好长一段时间，所以见到新的计算机时肯定特别兴奋，并且迫不及待地想试一试。然而我已经记不起当时真切的情形了。
说实在的，我甚至连我是怎么开始玩起计算机的都记不清了。刚开始还比较有节制，后来简直就被它迷住了。
VIC-20是最早的家用计算机之一。它不需要自己组装。你只须把它和电视连接上，打开，它便开始工作了，电视屏幕的上方会显示出大写字母“已准备好”的字样，然后是一个一闪一闪的光标，在等着你开始操作。
最大的问题是，当时在个人计算机上你没什么可做的事情。尤其是在早期，开发商业程序的条件在当时并不具备，你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在它上面用BASIC语言编程序。我外公当时就是这么干的。
我外公把这个新家伙仅仅看作是个玩具而已，同时也是一台升级的计算器。它不仅在求正弦值等方面比老式的电子计算器快得多，而且你还可以让它自动地反复执行同一条指令。这样，我外公可以用它在家里完成一些过去只能在大学的大型机上完成的事情。
他也希望让我分离他的快乐，并试图让我对数学感兴趣。
于是我就坐在他的膝盖上，替他输入他事先仔细地写在一张纸上的程序，因为我外公很不习惯直接在键盘上敲打。我不知道有多少不到十岁的孩子会坐在他们祖父的房间里，学习怎样简化数学公式，然后把他们正确地敲进计算机里去，但是我记得我自己是这样干的。我已忘记了这些算式是干什么用的，而且我想我在计算时也没有找到简单的办法，但是我还是在那里给他帮忙。也许我是在帮倒忙，也许有我比没我更费时间，但只有天知道是不是如此。最终我把键盘玩得很顺，而这是我外公一直都做不到的。我一般是在放学后玩电脑，或是我妈妈送我到外公家过假日时。
而后我又开始阅读电脑操作手册，并尝试将里面的示范程序(example program)输入进去，手册里有一些简单游戏的示范程序，你可以尝试着自己编进去。如果你没有出错，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个人横穿走过的图像，画面比较差。而且你还可以稍作修改，让人形图像穿过屏幕时，出现各种不同的背景颜色。只要你做，你就可以做到。
这种感觉棒极了。
然后，我开始自己写程序。
但是，我编写的第一个程序与其他人编写的第一个程序没什么不同。
10 PRINT “HELLO”
20 GOTO 10
它将严格按照你所期待的那样去做。屏幕上显示出一行又一行的“HELLO”，并且无休无止，除非你因为厌烦而中止它。
然而这仅仅是在计算机上的第一步，也是许多人的最后一步。在这些人眼里，这样的程序非常愚蠢，因为你为什么要把“HELLO”显示上一百万次呢？但这个程序也是许多早期家用计算机的用户操作手册里面必然会有的第一个示范程序。
但让人惊奇的是，你可以改变程序的内容。我妹妹萨拉让我对这个程序作了修改，从而产生了这个程序的第二个版本，屏幕上显示的不再是“HELLO”的字样，而是无休无止的“SARA IS THE BEST”(萨拉是最棒的)这行字。其实在平时，我并非是一个拥有如此爱心的哥哥。很显然这种显示方式(满屏滚动的一行行字)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此事我却记不真切了。因为每当我写完一个程序后就会把它忘记，然后再去编写下一个。
3、芬兰的严冬
让我给你们描述一下芬兰吧。在十月的某段时间，天空一直笼罩着令人难受的雨雪天气前的那种灰黑色，你每天起床时面临的都是这种预料中的黑暗天空。然后，寒冷的雨水将夏日的一切痕迹都冲洗得干干净净。降雪似乎可以创造奇迹，它给大地万物罩上一层非常明亮的外衣，洗刷掉漫天阴霾，给人们带来振奋和乐观。然而问题是，这乐观情绪短暂得只能维持几天，因为接下来的是透骨的寒冷，即使是严寒过去之后，积雪在几个月之内都不会融化。
到了一月份，要是你想出去的话，你将只能在一种影影绰绰的昏沉中徜徉。这是一个雾气、穿着厚重的衣服和总在冰球场上滑倒的季节——他们把你往日抄近路去车站的小学操场泼上水变成了冰球场。在赫尔辛基的街道上，你必须时不时躲开走路蹒跚的老太太——她们在九月份的时候大概还是某人慈祥的祖母，但在一月份某个星期二上午的十一点钟，她们便由于在早餐时喝多了伏特加酒而在人行道上歪歪扭扭地踉跄着。可谁又能责怪她们呢？再过几个小时天色又将黑下来，人们便无事可做了。然而我却有一个可以让我度过寒冬的室内运动：编写程序。
这样的时候我外公多半在我身边，他也不在乎他不在时我呆在他的房间里。我向他讨钱买来了第一本电脑书。但所的文字都是英文，我还必须翻译书中的语言，而要理解用一个你不太熟悉的语言所表达的技术术语并非易事。我也用我的零花钱购买电脑杂志，其中有一本写着关于莫尔斯电码(Morse Code)的程序。而这个特殊程序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并非用BASIC语言写成，而是由一组数字写成，这些数字可以用手工方式将其转变为计算机可以读懂的许多0和1。
这样，我便发现了电子计算机并非真的讲BASIC语言，它所赖以操作的是一种更加简单的语言。赫尔辛基的孩子们都和他们的父母在树林子里玩曲棍球和滑雪，而我却在琢磨一台电脑在怎样工作。当时有一些程序，能把人们可读和数码转换成电脑看得懂的0和1，但我并不晓得有这样的程序，于是我就开始用数字形式编写程序，然后再用手工进行转换。这就是用机器语言编程序，这样做时，我便开始做起了我过去以为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多已经能够驱使电脑做事情，对一切细节我都能够加以控制。我开始思索，如何能在更小的空间里让事情做得更快一些。由于在我和电脑之间没有抽象的屏障，我很快地就能接受目标，这便是和一台机器变得亲密的感受。
就这样，十二岁、十三岁、十四岁过去了。其他孩子在外面踢足球的时候，我却觉得外公的电脑更加有意思。他的机器本身就是一个由统治的世界。我们班里大概有三个人拥有电脑，但只有一个人总以一成不变的原因使用它。我每个礼拜开一次会，这是在我的日历上唯一的社交活动，偶尔和电脑一同熬夜时除外。
我并不在乎，因为特好玩。
后来我父母离婚了，爸爸搬到赫尔辛基的另一个地方。他觉得他的孩子应该拥有更多的兴趣，于是他替我报名打他最喜欢的篮球。这实在是个灾难，我是全队中个子最矮的队中。打了一个多赛季之后，我便用所有最难听的语言告诉父亲说自己不打了。我对父亲说，篮球是他的体育项目，不是我的。我的同父异母兄弟列奥更有体育才华。后来他和芬兰86%的人口一样，最终成了一名信义会教友。我爸爸是个顽强的不可知论者，但他那时才开始怀疑他是一个失败的父亲。等到萨拉也加入了天主教教会时，他便彻底意识到了自己是个失败者。
外公性格不太开朗。他有点谢顶，体重过人，性格内向，不太好接受，完全是个心不在焉的教授。你可以想象一个数学家，在想事时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一句话也不说。你根本想象不出他在想什么。是复杂理论分析？抑或家里的某个人？我也一样以发呆著称。我一旦坐在电脑跟前，只要有人干扰我，我就会变得非常生气和烦躁不安。这一点我后面还会详加叙述。
我对外公最生动的记忆并不是他的电脑，而是他那座红色的小村舍。在赫尔辛基，人们普遍都拥有一座小小的夏季别墅，可能是一间长宽各三十英尺的房子。这样的小房子建在一小块土地上，面积可能是150*150平方英尺，人们到那里去拾掇他们的花园。这些人往往在城市拥有一栋公寓，在郊外则还有这样一个小地方种些土豆、几棵苹果树或一些玫瑰。到那里去的往往都是年长的人，因为年轻人的工作都很忙。这些人种点什么，相互之间还要比试，让人觉得很滑稽。外公正是在这个地方给我种了一棵苹果树的幼苗。它现在或许还在那里，除非它长得过于茂盛，以至于一个嫉妒人很强的邻居在短暂的夏季黑夜偷偷溜进我外祖父的地盘，把它砍掉了。
我外祖父在把电脑介绍给我的四年后，得了脑血栓并且半身不遂。每个人对此都感到很吃惊。他在医院里躺了一年。虽然他是我最亲的人，但在当时对我的影响并不太大，或许是我还太年轻而不那么敏感的缘故。他的样子和从前已经判若两人，我并不想去看他。只是大约每隔两个星期看他一次。倒是妈妈去得很频繁。妹妹很早的时候就担当起了家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所以去得更频繁。
外公死后，他的电脑就成了我的生活伴侣。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更多可说的。
4、我的家族
我们再回头看看历史。
第一个将脚印踏在芬兰雪地上的最重要的瑞典人是亨利主教，他被天主教会于1155年派往芬兰。那些传教士占据着芬兰所有的城堡以抵抗俄国人，并最终战胜了我们东国的帝国，赢得了这场争夺芬兰控制权的斗争。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为了促进芬兰殖民地人口的增长，瑞典政府给予在芬兰的瑞典人以土地和减税等激励。瑞典人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714年，接着是芬兰被俄国人接管七年的短暂插曲。之后瑞典人再次将它夺了回来，直到1809年俄国和拿破仑对芬兰发起进攻，芬兰又落入俄国的统治中，一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为止。早期瑞典移民的后裔如今在芬兰达到35万人，他们都讲瑞典语，占总人口的7%。
这其中也包括我的怪癖的家庭。
我外祖父的父亲住在瓦萨城附近的一个叫杰波的小镇上，是个相当贫困的农场言，但他的六个儿子中有五个获得了博士学位。这很难说明在芬兰通过努力以改善自己境遇的可能性。不错，冬天的黑暗以及走进屋里后就把鞋子脱掉的做法的确让你心烦。然而在那里你可以免费受到大学教育。这一点和美国的情况大相径庭，美国的许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有一种毫无前途的感觉。事实上，上面提到的六个儿子之一后来当上了芬兰中央银行的行长。还有一个就是我外祖父列奥，也就是带我接触到计算机的那一位。
再来说说我的祖父。是他创造出了Torvalds这个姓。这姓来自他原来的名字Ole Torvald Elis中间那个词，在瑞典语里的意思是“托尔的领地”(托尔是北欧神话中的雷神——译注)。这是因为我祖父生下来就没有父亲，他的姓Elis是我曾祖母最终嫁的那个人的姓。我祖父非常不喜欢那个人，所以在1937年他21岁生日的时候给自己改了姓。他去掉了自己的姓，又在原来的中名Torvald后面加了一个“S”作为新的姓，据他说这样发音会显得更为丰满。但他实在应该重新改个姓，因为他加上的那个“S”把原来的意思全破坏了，并让讲瑞典语和芬兰语的人都感到百思不解，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把它念出来。而且，他们都认为这个字应该拼成“Thorwalds”，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全世界现在总共有十八个姓Torvalds的人，他们之间都有血缘关系。我们都得忍受我祖父带来的这种混乱。
这大概就是我在网上总使用“李纳斯”的原因。Torvalds太容易引起混乱。
我这个祖父并不在大学教书，他是个记者和诗人。他第一份工作是在离赫尔辛基以西大约一百公里的一座小镇上当一家报纸的主编，因为在上班时常喝酒而被免职。他和我奶奶的婚姻也因此破裂了。后来他搬到了位于芬兰西南部的城市土尔库，又结了婚，成为当地一家报纸的主编，出版了几本诗集，但酗酒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我们常常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时去土尔库看他，同时也经常去看望我奶奶。我祖父在五年前去世。
我可从来没有读过民的任何诗集。这只是件我爸爸遇见生人时的谈资罢了。
我们家的记者一抓一大把。据说在1917年芬兰摆脱了俄国统治而独立之后所发生的内战中，我曾祖父的一个兄弟就是一名站在白党一边而曾被红军抓获的记者。我父亲叫尼尔斯(大家都管他叫尼基，是电视和广播记者。自从六十年代的大学时代起，他就在共产党内非常活跃。他的政治倾向来自于他得知了许多发生在芬兰的针对共产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的无耻暴行。1967年，他认识了我妈妈安娜，当时他们俩都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大学生。据我爸爸说，他当时是一个讲瑞典语的学生俱乐部主席。有一次该俱乐部出外郊游，我爸爸在追求我妈妈的过程中有个情敌，当他们准备坐汽车返回赫尔辛基时，我爸爸让他的情敌负责往汽车上装行李。于是他便利用这一机会占据了我妈妈旁边的座位，劝说她单独跟他约会。
我是在大学校园的游行示威中诞生的。我们家的爱巢修筑在我祖父公寓的一个房间里。我的第一个摇篮是一个洗衣用的筐子。幸好那个时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记忆。
大约在我三个月的时候，我爸爸报名去服兵役，因而没有被当作坚定的反政府分子被投入监狱。在军队中他成为优秀的士兵，而且是个神枪手，因此常常受到奖励，享受周末回家探亲的特权。据我们家人说，我妹妹萨拉就是在他一次探家时受的孕。我妈妈除了照料她两个金发的孩子之外，还在芬兰新闻社当译员。即使到了今天，她还是在各种新闻媒体中寻找消息，然后把它们翻译成瑞典语。她也从事制图的工作。
然而我却奇迹般地逃出了这个以记者为主的小小王国。相反，我妹妹萨拉除了有自己的新闻翻译社，也在新闻社供职。而我同你异母兄弟列奥?托沃兹则是个摄影师，而且想当导演。因为我的家人大抵都是记者出身，所以我有资格和记者们开玩笑，说我知道他们是一帮无赖。我知道我这样说自己也显得很差劲，但多年来，我们家曾经来过不少做客的记者，都是些为了能挖掘出消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或是靠凭空想象编新闻的家伙，而且不少记者似乎还总是离不开杯中物，并且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躲进自己的卧室里。说不定我妈妈的神经比较坚强，能对付他们。我们家坐落在赫尔辛基市中心的一个叫罗德伯根的小区，公寓在位于罗伯兹盖坦街上黄色的不起眼的大楼中。我们家在五层，有两间卧室。萨拉和那个讨厌的、大她十六个月的哥哥(也就是我)同住一间卧室。附近有一个小公园，其名字是根据当地一个酿酒厂老板的名字起的。我总觉得这样很奇怪，但一想到有的篮球场馆也是根据一个生产办公设备的人的名字而命名的，也就不足为怪了。(有一次我们在公园里看到一只猫，于是我们家人从此便称那座公园为“猫园”)。公园里有一个不大的空房，许多鸽子常常飞到那里。公园建在一座小丘上，所以到了冬天是个滑雪的去处。另一个可以玩耍的地方是我们楼后面的水泥院子，此外楼顶上也可以玩。每当我们玩捉迷藏时，顺着梯子爬五层登到楼顶上特别有意思。
但再有意思也不如玩计算机过瘾。只要屋里摆着电脑，晚上不睡觉都没关系。每个男孩子晚上都睡得很晚，以便躲在被窝里“阅读”《花花公子》。但我却不是这样，而是佯装睡着，等我妈妈走了以后便跳将起来，一屁股坐在电脑跟前。那个时候可还没有网上聊天这回事呢。
“李纳斯，该吃饭了!”有时妈妈这么叫我时我不愿意出去，于是妈妈就对她的一些记者朋友们说，我是个非常好养的孩子，以至她只要把我放在一个黑咕隆咚的储藏柜里，再配上一台电脑，偶尔朝里扔一些意大利面条，我就会感到格外高兴了。她的话不无道理。谁也不会担心这个孩子出外时遭到绑架(你听说过这样的事吗？)。个人计算机在变得像今天这样复杂之前，尤其是在像我这样呆头呆脑的青少年还可以打开电脑的盖子自己动手修理的时候，其实对孩子们很有好处。今天的电脑所面临的问题和汽车一样：它们变得越来越复杂，于是人们很难将他们拆开再自己组装在一起，所以也就很难弄清那里面究竟是回事。过去人们可以简单地换掉汽车上的桐油过滤器，但你最后一次修车肯定要比那个活儿复杂得多吧？
今天的孩子们不再自己拆卸组装电脑，而是将所有的时间都用于玩游戏上，于是智力得不到发展。我并不是说游戏有什么不好，我最早编写的一些程序就是游戏。
我编的程序中有一个是你必须在一个海底洞穴里控制一艘小小的潜水艇。这是一个十分标准的游戏概念。整个世界都倾斜着移动，作为玩游戏的人，你就是潜水艇本身，所以你必须不能让自己碰到墙壁和可怕的大鱼身上。其实真正移动的仅仅是这个游戏空间，鱼是这个游戏空间的一部分，是和它一起移动的。你玩的时间越长，它们移动得就越快，同时洞穴还变得越来越小。你不可能在这个游戏中获胜。游戏的宗旨也并非是为了获胜，这种游戏玩上一个来星期，然后再转移到另一个游戏，非常有意思。这主要是为了编程，才创造出新的游戏。
我还有其他的玩具，如模型飞机、轮船、汽车和铁路。有一段时期，我爸爸常买回一些非常昂贵的德国模型火车。他解释说，他小时候从来没有玩过模型火车，所以模型火车可以成为父子的共同爱好。虽然很好玩，但是和电脑的挑战相比却相差甚远。有时我被剥夺玩电脑的权利并非是因为我在电脑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而是因为别的事而受到惩罚，比如与萨拉打架。在整个小学和高中时期，我们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特别是在学习上。
所有这些竞争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要不是我经常取笑她，她就不会为了胜过我而在期末写了六篇文章，可当时在芬兰，要想从中学毕业写五篇作文就算达到标准了。另一方面，我的英文还十分蹩脚，这一点应该感谢萨拉。她总是拿我的英文取笑，有很长时间我一直讲一口典型的芬兰式英语。所以后来我的英语才有所改进。我妈妈也经常揶揄我，但主要是因为我对女学生不感兴趣，而这些女生都希望得到“数学天才”的辅导。
有时我们和爸爸还有他的女朋友住在一起，有时萨拉和爸爸住在一起，而我和妈妈住在一起。还有的时候我们都和妈妈住在一起。顺便说一句，瑞典语中找不到一个与“机能障碍家庭”相对应的词汇。由于我父母的离婚，我们手头很拮据。当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妈妈不得不经常典押她唯一的投资——无度电话公司的股票。在芬兰，只要你拥有一部电话就能拥有一张该公司的股票。我妈妈的股票大约值五百美元，每当我们手头特别缺钱花时，她就只好拿着股票到当铺去。我记得曾和妈妈去典押过一次，心里感到非常窘迫(如今我是这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事实上，赫尔辛基电话公司是我任董事会成员的唯一一家公司)。类似的心理感受也发生在我要为购买第一块手表而向外公讨钱的时候，当时我自己已攒下了大部分的钱，但剩下的钱妈妈却拿不出来，于是让我向外公讨要，这让我感到非常难堪。
有一段时间，我妈妈上夜班，萨拉和我便只好自己想办法吃晚饭。我们应该到街角的一家小铺子里用赊账的办法买仪器，但我们买的却是糖果，而且晚上可以玩电脑玩到很晚，这让我感到痛快极了。要是别的男孩家里没有家长看着，早就堂而皇之地“阅读”《花花公子》了。
外祖父死后，我外婆的身体似乎也每况愈下，她患了一种她自己称之为“晕眩症”的病，在医院里一住就是十年。在她进了医院后两年，我们便搬到了她的公寓。那是一幢坐落在彼德盖坦街上结实的俄国时期的老建筑物，与赫尔辛基滨水区的一个漂亮公园相距不远。我们住在一层，公寓里有三间卧室，一间小厨房。萨拉住最大的一间卧室。而我这个消瘦的少年住的是最小的主卧室，反正我只要有一个黑咕隆咚的地方就行了，时不时能得到意大利面条就会感到心满意足。我在窗户上挂上了厚厚的黑色窗帘，不让阳光射进来。电脑就摆在靠窗户的一张小桌子上，离我的床大约只有两英尺远。
1999年春天，当《圣何塞信使新闻报》的星期日增刊让我采访李纳斯?托沃兹时，我对他只有一些模糊的了解。在这年春天的早些时候，随着一系列的公司和网景公司一样采用了公开源代码的概念或者干脆采用了linux操作系统本身，李纳斯(Linus)一时间成了一个众人皆知的名字。尽管我对于这方面的发展并不十分了解，但在九十年代初期，我在一本涉及到UNIX操作系统和公开源代码问题的杂志担任编辑，所以我脑子里还残留着一些相当的记忆：包括李纳斯是个芬兰的大学生，他在自己的宿舍里编写了一个影响极大的UNIX系统，并且免费在互联网上散发，等等。这些信息并非十分准确。给我打电话的编辑说，在最近于圣何塞举办的Linux展览上，李纳斯已经成为众星捧月的核心人物，所以他敦促我一定要完成这项任务：“我现在手头有一个闻名全球的超级明星，就在这里，噢，不，在圣克拉拉。”接着他便把一些报纸简报传真给了我。
李纳斯已经在两年前来到了硅谷，正在为当时还显得特别神秘的Transmeta公司工作，那家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开发一种据说成功后将轰动整个电脑工业的微处理器。但是，不知何故，Transmeta公司却允许李纳斯继续他那项耗时甚多的工作，他仍旧是linux的最高领袖，对这个操作系统的任何修改拥有最终的决定权(事实上，他的追随者已经在着手进行法律方面的工作，以期在法律上让他成为Linux商标的所有者)。此外，他还有时间在全球四处旅游，为方兴未艾的公开源代码运动大做宣传。
然而，李纳斯却变成了一个神秘的传奇式英雄。当人人都崇拜的对手比尔?盖茨住在他豪华的华盛顿州西雅图郊区的湖滨行宫里时，李纳斯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蹒跚学步的女儿们却挤在圣克拉拉一栋两层楼的公寓套房里。他似乎对一大群才气不很高的编程人员如今能享受到大笔大笔的巨大财富并不怎么在意。他的出现使那些身在硅谷并匍匐在优先认股权之下的小人物们心里犯嘀咕：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怎么可能对致富毫无兴趣呢？
李纳斯没有经纪人，也没有录音电话，而且很少回复电子邮件。我花了好几个礼拜的时间才通过电话和他取得了联系，但一旦联系上，李纳斯便同意在他尽早方便的情况下接受一次采访。时间大约在一个月后，也就是1999年5月。我出于职业上的习惯，总希望我的被采访者能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我认为用芬兰桑拿浴为背景是采写这篇人物传记的最好方式。于是我们租了辆福特公司的野马牌敞篷轿车，由摄影师开着，一路到圣克鲁斯市去，那里有人为我们推荐了旧金山湾区最好的一家桑拿浴馆，坐落在一个新人类和裸身主义者风格的度假村里。
Transmeta公司位于圣克拉拉一个匿名的写字楼群内，当李纳斯从公司出来时，手里拿着一罐拉开盖的可乐，穿着软件程序员的典型服装：牛仔裤，T恤，一成不变的凉鞋和袜子。当我问他穿凉鞋着袜子是不是标准的程序员工装时，他理由充分地解释说，甚至在他从未见到任何别的程序员之前他就喜欢把袜子和凉鞋配在一起了。他说：“这肯定是关于程序员的自然法则。”
我们坐进汽车的后座，我一边鼓捣着我的录音机，一边脱口问出了第一个问题：“你家里人都是搞技术的吗？”
“不是，他们基本上是新闻记者，”他答道，接着又说：“所以我知道你们都是一些坏蛋。”
他知道因为这句话我肯定不会放过他。
“噢，难道你是从一堆坏蛋是钻出来的吗？”我问。
这个世界级的程序编制员抑头大笑，不料将嘴里的一口可乐全喷在了摄影兼司机的后脖子上，李纳斯的脸不好意思地红起来。这便是那个令人难以忘记的下午的开始。
后来的事儿更加离奇。芬兰人对洗桑拿浴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序，但那次却是李纳斯将近三年之内第一次光顾桑拿。这位皮肤苍白、全身赤裸的新星戴着一副雾蒙蒙的眼镜，坐在最高一层的木板上，他的金发乱蓬蓬地覆盖在他的脸上，浑身的汗水像小河似的滴淌下来，一直流到他开始发福的肚子上。我这样说完全是出于好意。他的周围是一圈皮肤晒得黝黑、自我着迷的圣克鲁斯人，用他们单调乏味的新人类式的口吻夸夸其谈着；李纳斯似乎特别热衷谈论桑拿浴的种种特点。他脸上洋溢着一抹宁静满足的笑容。
我认为，总体来讲，住在硅谷的人比其他人都更加幸福。首先，经济革命完全在他们的控制之中。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硅谷里的新贵们还是老家伙们，都富裕得满腹流油。但谁也看不到他们脸上充满笑容，至少在他们的经纪人办公室之外他们总是绷着脸。
绝大多数受欢迎的技术人员——甚至许多不那么受欢迎的技术人员——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让你知道他们是多么的优秀。而且，他们都担负着一个了不得的使命，该使命比为世界和平而奋斗还要重要。李纳斯却不然。他没有自我膨胀的感觉，与他一接触就会觉得你和他之间没有什么隔阂，这使他在硅谷那帮夸夸其谈的精英中显得格外的可爱。李纳斯看起来似乎超越了一切，他超越了新人类，超越了高科技亿万富翁。他不像是一只被全球的镁光灯抓住了的驯鹿，而更像一个快乐的外星人，到这个世界来告诉我们人类自私的生活方式有多么疯狂。
我还有种感觉，他是个深居简出的人。
李纳斯曾提到过，洗桑拿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在蒸完后几个人坐在一起，边喝啤酒，边神侃天下大事。为此，我们事先准备了一些富士达啤酒(Foster Beer)。我们拿出啤酒，钻进了“安静”热水池子里。我们打开富士达啤酒罐，一边喝着一边让摄影师为他拍照。出乎意料的是，我发现李纳斯对美国商业史和世界政治都非常熟悉。按照他的观点，假如美国人能像欧洲政治家那样在社会领域(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译注)和公共领域之间采取调和政策，对美国的发展会更有好处。他一边摘下眼镜，将其浸在热水里清洗，一边解释说人其实根本不需要戴眼镜，在少年时戴起来的原因是以为这样可以让他的鼻子看上去小一些。这时，一个穿着衣服的女经理走到热水池旁，毫不客气地勒令我们把啤酒交给她。虽然周围环境非常开化自由，然而啤酒却被认为是违禁品。
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冲淋浴，穿上衣服，然后找一个咖啡厅继续我们的谈话。
你在硅谷遇到的大部分人周身上下都有一种信徒身的狂热。他们对自己的生意、“杀手应用”(killer application)和各自的待业过于迷恋，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在他们的谈话中，除了自我吹嘘的话题之外便没有别的了。然而当我们和李纳斯沐浴着阳光坐在一家自酿啤酒店里品尝着酒精度极高的浓啤酒时，我们却无话不说。喋喋不休的李纳斯就像是只被放出笼子的金丝雀，承认他对古典摇滚和恐怖小说作家迪恩?库恩兹(Dean Koontz)非常迷恋，他还承认自己有个弱点，特别喜欢荒唐的情景喜剧。然后便道出了许多他的家庭琐事。
他不希望自己跻身于富人和有权势的人中间。我问他，如果见到比尔?盖茨想说些什么，他却说连与后者见一百的欲望都没有。“在我们俩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可言，”他说，“他所做的事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但我却丝毫不感兴趣。我所做的事在世界上也可能是最优秀的，他也不感兴趣。我对他经商提不出任何建议，他对我的技术也提不出任何看法。”
我们翻越山岭返回圣克拉拉时，有一辆黑色的切诺基吉普从后面?上来，车子突然在我们旁边慢了下来，车上的人喊了一声“嘿，李纳斯!”接着就掏出一台傻瓜相机，为他心目中的英雄拍照。李纳斯则坐在野马版敞篷车的后座上，迎着风露出微笑。
一个星期后我又去了他家，当时他正在给孩子洗澡。他把他一岁的金发女儿从水池子里捞出来，想找个地方放下，与此同时，他又把他两岁的金发女儿从水池中捞出来。他把他的小女儿递给我，后者立即大叫起来。他妻子一直呆在另一个房间里，这时也跑出来帮忙。她个子不高，但很随和，脚腕刺了一颗植物的纹身。不久，我们便给孩子们读起了瑞典语和英语的催眠书。后来我们便站在车库旁边，周围放着一些未打包的行李，这对夫妇说起了在硅谷若想买一栋“拥有一个后院的真正的房子”的想法是如何不切实际。他们这样说时并未流露出辛酸的口吻。
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似乎并未悟出他们生活中的讽刺意味。
接下来，我们一边喝着吉尼斯黑啤酒一边在电视里观看捷伊?雷诺(Jay Leno)的谈话节目。在这种气氛下，开始写书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5、中学时代
这四年，我基本上是坐在电脑面前度过的。
当然还有上学：诺斯高中——它是赫尔辛基五所讲瑞典语的中学之一，坐落在市中心，离我家很近。数学和物理很有意思，所以也很好学。凡是需要死记硬背的课，我的热情都不高。所以上历史课时，一旦你得记住黑斯廷斯战役的日期时，它就显得格外的枯燥；然而每当讨论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因素时，它就变得有意思起来。地理课也是如此。我是说，孟加拉有多少人口有谁在意？但仔细想来，也许许多人认为那一点非常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只要我学的东西很有意思，可以暂时让我忘记电脑，就会变得很轻松，比如季风，或者引起季风的原因等。
体育课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了。我要是说，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我不是最有体育天分的人，大概是理所当然的事。信不信由你，当时我还瘦得出奇，参加体操课还说得过去，但一旦上足球或冰球课，那便意味着逃课的时间到了。
这些课把我的分数拉了下来。芬兰的分数等级是从四分到十分。所以我的数学、物理、生物等课大都是十分或九分，而体育课却是七分，有一次还得了个六分。我的手工课也得过一个六分，那门课我也比较弱。其他学生都做出了精美的放餐巾的架子或凳子，作为手工课的纪念品。而我这么多年下来，唯一的收获就是在我的大拇指里留下了几根木刺儿。说到此我必须提一下，我岳父制作了一个精美的秋千，装在我们家的后院里，我的两个女儿在秋千上度过了许多欢乐美好的时光。
我们的高中和大多数美国城市中的学校差不多，并不是为那些特别聪明和雄心勃勃的孩子们设立的。芬兰并不希望把孩子们分成等级，或把优秀生和差等生隔离开来。然而每个学校都有一个特有的专业，虽然它不是必修课，但你在其他学校却学不到。就我所有的中学来说，其特殊的专业是拉丁文。在我看来，拉丁文很有意思，比芬兰语和英语有趣得多。只可惜这个语言已经死亡。我特别想和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用拉丁文开玩笑，或者用它讨论操作系统的设计战略。
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里消磨时光也特别过瘾。那里是一些学生喜欢去的地方，尤其是那些不愿意躲在学校的楼后面抽烟的人。体育课逃课可以到那里去，或者在两节课之间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也可以泡在里面。
自从发明了计算机之后，咖啡馆便是“呆子”们常去的场所。咖啡馆是学生们可以用赊账的办法买东西的唯一地方。也就是说，你可以在那里买东西，他们把你买的吃的和饮料列出一个单子，等你手头有了钱再把账还上。由于芬兰人对技术特别热衷，如今那里的赊账大概早已用数据库来记录了。
我要的东西永远是一样的：一杯可乐和一个炸面包圈。
当时我那么年轻就已经是一个健康食品迷了。
总的来讲，我在学校里比萨拉的功课要好。萨拉更爱社交，看上去很随和，对别人特别友好。我还得说一句，这本书就是别人雇她翻译成瑞典语的。但最后她在学习上超过了我，因为她考的科目比我多。我的兴趣比她窄。别人都知道我只是个偏爱数学的家伙。
其实，我能把女生带回家的唯一原因就是她们希望得到我的辅导。即使这样她来的也不多，而且每次都不是我的主意。我爸爸总觉得那些女生感兴趣的并非仅仅是补习数学(在他看来，她们都认同他伟人般的鼻子，好像这等于认同他是个伟人)。假如她们在寻找一个数学尖子，她们肯定没有一个固定的男友。我的意思是，我从未弄明白他们说的“深度爱抚”(heavy petting，指的是性接触的一种方式，李纳斯在这里把“pet”理解成“宠物”的意思，并把“heavy”理解为“沉重”了——译注)是什么意思。我曾经花了不少时间照顾邻居家一只十五磅重的猫，就是不明白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错，我绝对是一个呆傻之徒，这一点毫无疑问。那个时候呆傻尚有性感的含义；不过我猜并不是真正的性感。你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既呆傻又腼腆的学生，他是不是有点多余？
于是我便坐在电脑旁，感到无限的快乐。
中学毕业时，我头上戴着一顶白色毛茸茸的挂着黑穗的帽子。毕业典礼上，他们把文凭发给我，然后我就回家。所有的亲戚都在那里等着你，到处都是香槟、花卉和蛋糕。此外，全年级还要在当地的一家餐厅里举行庆贺聚会。这些我们都做了，而且我猜我很开心，不过具体的细节全忘了。然而你要是问我那台68008芯片的电脑的规格，我却记得非常清楚。
6、长大成人
我上大学第一年的成绩斐然，需要拿到的学分我都拿到了。然而我仅仅在第一年收获颇丰，也许是新的环境让我感到特别兴奋，或是因为突然拥有了深入学习某些学科的机会，再不然就是读书使我感到很舒服，这总比隔三差五地进行社交活动、把酒吐在朋友们身上好得多。第一年我表现得非常好，实在无可挑剔。然而你放心，这种表现从此再没有发生过。我的学术生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那时还没有选择专业，最后计算机成了我的主修课，物理和数学是副修。我的问题之一是，在整个赫尔辛基大学，除我之外，希望主修电脑的讲瑞典语的学生只有一个，他名叫拉尔斯?韦尔泽尼斯。我们俩参加了一个为讲瑞典语的理科学生举办的组织，在那里觉得非常开心。这个俱乐部的盛况都是由学“硬科学”的学生们组成的，比如物理和化学。顺便提一句，成员都是男生。
我们俱乐部的房间和另一个组织共同使用，那个组织是为讲瑞典语的主修“软科学”的学生建立的，比如生物和心理学。因此，我们有机会和女生们交往，尽管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这方面显得笨手笨脚。不，我们所有的人都如此。我们的俱乐部和美国的大学生联谊会大体相仿，但你不必和其他学生住在一起，也不必和对科学不感兴趣的人打交道。我们每星期三晚上都有固定的聚会，在那里我了解到了啤酒中比尔森香型(Pilsner)和麦芽香(Ale)之间的区别。偶尔，我们还举行喝伏特加酒比赛。然而这些都是在我大学时代的后期发生的事情。我在大学里有得是时间，我总共在大学里泡了八年，毕业时仅仅得了一个硕士学位(不包括去年六月赫尔辛基大学授予我的荣誉博士学位)。
大学的第一年，我只模糊地记得乘坐有轨电车穿梭于教室和宿舍之间，我宿舍里的书和电脑设备越堆越多。我常常躺在床上读道格拉斯?亚当斯写的科幻小说，然后就把书丢在地板上，再抄起一本物理课本，接着又从床上滚下来，坐在电脑前为一个新游戏编写程序。厨房就在卧室的外面，我常去那里弄点咖啡和松脆玉米饼。
也许妹妹就在附近某个地方，或者和朋友出去了，也说不定这些也就和父亲住在一起。妈妈或许也在那里，要么她就在工作，或者说不定她和她的记者朋友们也出去了。有时一个朋友过来找我，我们就挤在小厨房里，一杯一杯地喝茶，在电视里看比维斯和布特海德(Bevis and Butthead)用英文唱MTV，然后我们就琢磨着到哪儿去打台球，可又觉得外面太冷了。
真是万幸，自那以后，体育课在我的生活中完全消失了。
然而“体育课”在第二年又回来了，而且是整整一年。芬兰军队要求所有的男生一律入伍。不少男生在中学毕业后就去服兵役，这样做比在大学上完一年后再去服兵役显得合理得多。
在芬兰你有两种选择：要么在部队服八个月的兵役，要么从事一年的社会服务工作。你要是有很强烈的宗教原因或其他说得过去的理由，这两样你还都可以避开。对我来说却没有任何脱身之计。对于社会，我觉得那并非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这并不意味着我反对帮助别人。个中原因可能是我害怕社会工作会比在军队服役更加枯燥无味。我真不敢相信我说话如此坦率。你若和已经从事过社会服务的人聊聊，就会发现如果你事先没有排队选择好一个进行服务的较好地点，他们就会给你随便找一个枯燥乏味的地方。如果那样，我从良心上也不可能反对。虽然逃避爱国职责我不会太有所谓，但是事实上我还是有良心的。在万不得已时，使用枪支杀人恐怕也不会遭到我太强烈的反对。
要是你选择服兵役，也会有两种选择：你可以当一个普通大兵，服满要求的八个月；或者去一所军官培训学校，当十一个月的军官。我觉得当一名军官可能会稍微有点意思，虽然你的服兵役时间要多出十二万九千六百分钟。当军官或许也能多学到一点东西。
于是乎你们那位当时体重是一百二十磅的英雄就成了芬兰陆军预备役中的一名少尉。干的事是火力控制。那还不是火箭科学，发给你的也不是大炮，而是坐标。你在地图上找出自己的位置，然后用三角学求出你想要射击的方位。你做出坐标计算，然后把结果用无线电或你们自己铺设的电话线传递出去，告诉要朝哪里射击。
我记得在参加陆军我非常紧张，因为我不知道里面的。有的人有哥哥或其他人跟他们讲过陆军的情况，所以他们心里多少有点底。但却没有人告诉我将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诚然，人人都知道军队里面可不是好玩的地方，凡是服过兵役的人都这么说。然而部队里到底怎么回事我一点概念也没有，所以感到特别紧张。
在军队里最艰难的是在拉普兰森林中行军，身上必须背着似乎有几吨重的缆绳。我真觉得那些缆绳有几吨重。进入军官学校之前，他们命令你跑步，腰上缠着一大圈缆绳，背上还得背着两捆，一跑就是十英里。有时你就光站在那里，等待着事情发生。
或者是滑很长时间的雪，到达一个地方后再支起帐篷。那时我意识到，倘若上帝希望我们生来就是滑雪的，他应该让我们长出长长的玻璃纤维脚蹼，而不是两只脚。对了，之并不意味着我相信上帝。
你必须得把帐篷支起来，点起篝火，才能吃饭。你又冷又饰物，疲惫不堪，因为你已经有两天没有睡觉了。我知道有些人花很多钱参加这种超出极限的室外冒险，把这种做法称之为“锻炼性格的经历”。真要这样，他们参加芬兰军队就行了。
实际上，我们并不经常去室外跑马拉松，但有时的确那样做。我计算了一下，在十一个月当中，有一百天是在树林中度过的。芬兰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这个国家的百分之七十是被森林覆盖的。我觉得这些森林我都跑遍了。
我当军官的差事是在一个五人小组中当火炮控制队长。这意味着你得懂业务，而且要让你的业务显得比实际上更复杂。但我不是一个好领导，我觉得这种差事毫无意思，对于发布命令我也不擅长。接受命令倒是蛮容易的，窍门是你根本不必往心里去。然而我觉得做好这件事情并非是我生命中的使命。
至少那时不是。
我说没说过拉普兰能冷到什么程度？
现在想起来，当时在那里时，我真的讨厌那个地方。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当一切都结束后，它很快就变成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了。
在我未来的生活中，那段经历还成了我和几乎所有芬兰男人聊天的谈资。实际上，有些人说，强制性服兵役制度的主要原因就是让芬兰男人们在喝啤酒时有话可聊，而且他们能活多久就能聊多久。生个人都忍受了许多痛苦，那是共同的。他们都恨军队，但事后聊起来时却又都格外开心。
7、爱洗桑拿的国家
既然聊到我们的国家，就让我再告诉你一些芬兰的情况。
我们拥有的驯鹿是最多的，恐怕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都多不过我们。喝酒的人和跳探戈舞的人也不在少数。只要你在芬兰呆上一个冬天，就会明白喝酒的原因。对探戈舞的着迷我却找不出原因，但幸好舞迷们大都集中在小镇里，你永远也见不到他们。
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芬兰的男人是全欧洲最有阳刚之气的。这肯定与他们吃驯鹿肉和将大把的时间花在洗桑拿上有关。这个国家的桑拿浴室经汽车还要多。谁也不知道这种类似宗教的习俗起于何时，但至少某些地方的传统是，在建房子之前先要造好桑拿浴室。许多公寓的一层和顶层都有一个桑拿浴室，每一个家庭都有洗桑拿浴的时间——比如星期四晚上七点到八点(星期四和星期五一般是洗桑拿的日子)。这样一来，你就不必在这个时间去串门了。有一次，我看到一本用英文写的赴芬兰旅游指南，书上不厌其烦地警告读者，说芬兰人从来不在洗桑拿的时候做爱，而且要是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芬兰人自己都会非常惊讶的。我读到这段时忍俊不禁，因为桑拿浴在芬兰人的家里是一个很普通的地方，书里那样说不啻警告读者不可在厨房的地板上做爱。我不认为桑拿有什么特殊之处。在有些偏远的地方，新生儿就是在桑拿浴室里出生的——因为只有桑拿浴室里才有热水——按照某些地方的传统，有些人也死在桑拿浴室里。顺便说一句，这种事情我们家可没有。
芬兰人还有许多其他的特性，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不同。
比如他们有沉默的传统。人人都沉默寡言。他们常常站在一起，但一句话也不说。这种做法在我们家也不流行，所以我善意地把我的家人称做“非常规类型”。
芬兰人凡事还毫无怨怼。我们之所以能够熬过俄国的统治、熬过一系列的血腥的战争和压抑的天气，完全是因为可以在沉默中忍受痛苦并有着坚定的决心。
然而在今天，这种沉默似乎有些怪异。德国作家布莱希特二战时曾在赫尔辛基住过一段时间，他在描绘火车站一家咖啡馆里的顾客时曾说，那些人“会讲两种语言却沉默不语。”他的话后来广为流传，所以后来他一得到机会就逃出了芬兰。
直到今天，假如你走进任何一座讲芬兰语的城市，尤其是那些小城市的酒吧，肯定会看到若干面无表情的人坐在那里，两眼茫然地望着前方。芬兰人尊敬对方的隐私，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没有人会走到其他人面前与之搭讪。芬兰人还有一个令人不解之处，他们实际上非常友好，可很少有人能发现他们这个特点。
我还知道，在芬兰女同性恋的酒吧里，气氛却异常欢快。
既然芬兰人不喜欢面对面地交谈，整个国家就成了移动电话最理想的市场。我们对这种新玩意如醉如痴，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按照平均人口计算，哪一个国家拥有最多的驯鹿我不清楚，细想起来可能是挪威，但是世界上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拥有最多手机的国家是哪一个却是不言自明的。人们甚至还说芬兰人一生下来就应该把手机移植到他们的身体上。
使用手机有多种用途。芬兰人往往相互之间发送很长的信息，或者用手机做为传输手段在中学考试中作弊(把一个问题发给朋友，然后等待着对方长篇大论的答案)。我们还使用手机上的计算功能，而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手机上还有这种功能。不言而喻，下一步就是给坐在同一个咖啡厅里的另一张桌子旁的孤独的人打个电话，然后用手机进行交谈。尽管诺基亚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他们生产的手机也使芬兰产生了自发明桑拿浴以来最剧烈的变化。
手机在芬兰受到如此热情的接纳其实也无须惊讶。这个国家在采纳新技术方面一贯迅速和信心十足。芬兰和世界其他地方不一样，这里的人喜欢通过电子银行支持各种费用和开展业务，而这种所谓的发出微弱之声的“手机银行”在美国却鲜为人知。与其他国家相比，芬兰平均上网的人数最多。有人把这种对技术的精通归咎于强大的增长率体系——芬兰人的文化水准在世界上排名第一，大学也不收学费，所以学生们经常在大学里逗留六到七年。比如我就呆了八年。一个人将生活中如此多的时间泡在大学里，不可能什么都学不到。也有人说芬兰人对技术的喜欢源于对俄国的战争赔款，为了赔款而发展了航运业，因此改善了基础设施。还有人将此照片于芬兰是个同性恋的国家的事实(曾经一度确是如此，令人不能容忍)。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芬兰是一系列技术革新的发源地。比如有声电影的发明就在芬兰。哦，对了，还有linux操作系统。
我和李纳斯坐在餐桌旁。我们刚从旅途中返回。塔芙正把买的东西放进冰箱里，我给帕特里夏和丹妮亚拉买了一本书，她们俩正在为那本书争执不休。我将一个制成标本的企鹅和一大瓶花生酱推到一边，打开录音机，让李纳斯讲讲他的童年。
“其实，我对我的童年差不多都忘了。”他用单调的口吻说。
“那怎么可能？不就才几年前的事？”
“问塔芙吧。我对名字、别人的面孔和我做过的事情都记不住。我们家的电话号码我都得问塔芙。我能记住事物的规则 以及它们组织起来的方式，但对事情的细节却永远记不住，所以对我童年的细节忘得精光。我小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事，我是怎样想的，都记不住了。”
“比如说，你有朋友吗？”
“不多。我不善社交。与过去相比，我现在在与人交往方面进步多了。”
“你的童年是什么样的？我是说，你是否记得某个星期日早晨醒来后，中妹妹和父母去了什么地方？”
“那个时候我父母已经离婚了。”
“他们离婚时你多大？”
“不知道。也许是六岁，也许是四岁。记不住了。”
“圣诞节呢？你记得圣诞节吗？”
“哦，我依稀记得起来衣服，然后前往我爷爷在土尔库的家。复活节也是那样。除此之外我什么都忘了。”
“还记得你的第一台电脑吗？”
“那是我外公给我买的一台有名的VIC-20。是装在一个大盒子里送来的。”
“盒子有多大？是像装着一双靴子的盒子一样大吗？”
“差不多。”
“你外公呢？对他还有记忆吗？”
“他大概是我最亲的亲人，我不知道……好吧，他很重，但不胖。头发都秃了。他比较内向，像个心不在焉的教授，不过他就是教授。我常常坐在他的腿上，用键盘为他输入程序。”
“还记得他身上的味道吗？”
“不记得了。这是什么问题？”
“每个人的祖父身上都有一种味道。比如廉价科隆、波旁威士忌酒或雪茄味。他身上什么味道？”
“我不知道。我当时对电脑太痴迷，没留意。”
第二章 一种操作系统的诞生
有些人记忆时间的方法是通过他们曾经驾驶过什么样的车子，干过什么样的工作，或在什么地方住过，以及追求过什么样的情人。而我的生涯却是由电脑来划分的。
我成长期间只有过三台电脑。上面提到过的VIC-20，是我外祖父留给我的遗产。它是“家用”电脑中的一种，是当今PC机的前身。般长64电脑后来成了VIC-20的老大哥，接踵而至的是Amiga，这种机器在欧洲特别受欢迎。这些电脑从来未像PC机甚至苹果II那样流行过，我在玩VIC的时候，苹果II已经很流行了。
在那个年代，PC机普及之前，家用电脑的多数程序使用的都是汇编语言。它们都有自身的操作系统，等同于PC机里的DOS。由于机器不同，操作系统很可能是一种简单的格式，或是增强的格式。那时没有什么技术标准，许多公司都想控制市场。最有名的公司之一就是Amiga。我现在句子的开头都要用上“在那个年代……”，真是不可思议。
等我对VIC-20玩得已经很精通后，我便开始攒钱想买一台下一代的电脑。这在我生活中是一件大事。前面我已经提到过，我对我的家人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住在什么地方，以及其他许多事情都记不清了，但我购买第二台电脑的过程却很难忘记。
我攒了一些圣诞节和生日的压岁钱（我生于12月28日，那两个节日基本上凑在了一起）。有一年夏天我还参加了赫尔辛基公司清洁队，挣了一些钱。赫尔辛基的许多花园没有美化，保养得不太好，更像是一些娱乐场所和绿地，长着高高的树林。我们所做的就是锯掉长高的灌木丛并把死掉的残枝拾走--这种活儿还挺有意思。我一贯喜欢室外运动。曾经一度，我还当过邮差，但送的不是报纸而是垃圾邮件。细想起来，我在夏天基本不怎么打工。但在那些日子里还是干了一些活。总体来讲，我的钱基本都是学校发给的奖学金。
在芬兰，给学校捐款是很普遍的事情，连公立小学也有人赞助。所以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学生就能得钱，发放的方式完全由建立基金的人决定。我记得有一种捐款是奖给班里最受人爱戴的学生的。当时我们六年级，全班还真的举手投票表决，看谁能得到那笔钱。顺便说一下，我当时未被选中。奖金仅有两百芬兰马克，当时只值四十美元，但对一个最受欢迎的六年级学生来说似乎已不是个小数目了。
通常情况下，在某一个学科或体育项目中有突出表现的学生都能得到奖学金。许多奖项都是由具体的学校发放或由州政府赞助的。有些奖学金随着时间的推移数目越来越少。我记得有一种奖项最后只值一毛钱。发生这种情况时，学校也会出些钱补进去，但是尽管如此数目仍然不多。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在每年当中把发放奖学金的传统继续下去。芬兰对学术传统非常认真，这当然不失为一件好事。
于是我作为优秀的数学学生，每年都能得到奖学金。上高中后，奖金的数目越来越大，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五百美元左右。因此我买第二台电脑的钱基本上是这么来的，我每月的生活费肯定付不起电脑钱。此外我还从我爸爸那里借了一些钱。
当时是1986或1987年。我十六或十七岁。那个时候我已不再打蓝球。决定买何种电脑之前，我花了大量时间进行了一番调查。当时的PC质量还不太好，我便决定不买PC机。
我选择的是Sinclair QL，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大概太年轻，对这种机子没有记忆。
下面是QL的简单历史：当时，Sinclair是市场上32比特的机器之一，主要用于家庭。那家公司的创始人克里夫·辛克莱尔(Clive Sinclair)在英国等同于史蒂夫·沃斯尼亚克(Steve Wosniak)。他制作出这些电脑的配套元件，然后以Timex的品牌在美国销售。没错，一家制造钟表的公司进口Sinclair的元件，然后再打着Times品牌在这里卖出。早期销售的也是配套元件，他后来开始销售组装好的机器。
Sinclair的操作系统叫做Q-DOS。这种操作系统是专门为那种电脑写的。按照当时的情况，它的BASIC语言非常先进，而且有着不错的图形显示。那种操作系统最令我兴奋的一个特点是它能进行多重任务处理。你可以同时操作多个程序。然而其BASIC部分却不是多重任务处理，所以同一时间之内你不能操作超过一个以上的BASIC程序。但如果你用汇编语言编写自己的程序，就能让操作系统列出时间表，把时间分隔开来，这样你就可以在同一时间操作多个程序。
这种电脑有一个8兆赫的68008芯片，它是摩托罗拉68000芯片的第二代，是个更加便宜的版本。在内部，第一代68000芯片是32比特，但在外部，却以16比特与CPU之外的设备进行连接，例如存储器和硬件附加装置。由于它只能在一个时间内从存储器上载16比特，因此16比特的操作常常比32比特的操作要快。这种结构非常受欢迎，今天在许多嵌入装置和轿车里仍然有人使用。虽然芯片已经不同，但却是基于相同的结构生产的。
我的电脑中的68000芯片在与CPU之外的设备连接时使用的是8比特，而不是16比特。但虽然它与外部设备互动的是8比特，其内部却是32比特的。这就使它在编程方面显得非常不错。
它的内存是128千字节，不是兆字节，这在当时对家用电脑来说已经非常大了，而被它所取代的VIC-20仅仅有3.5千字节的内存。因为它是一台32比特的机器，所以能毫无困难地读取所有的内存，这在当时是前所未闻的。我之所以要买这种电脑便是出于这个原因。它的技术非常有意思，我喜欢它的CPU。
我的一位朋友认识一家商店的老板，于是我希望能在他那里打折买这种电脑。但等货的时间太长，于是我便前往赫尔辛基一家最大的书店，因为那里有一个电脑柜台。我的电脑就是在那里购买的。
那台电脑花费了我差不多两千美元。当时的情况是，低档电脑的价格总是在两千美元上下。只是在最近两年这种情况才有所变化，现在你只需花五百美元就能买一台PC机。这种情况和造汽车一样，没有人愿意生产低于一万美元的汽车。在某一段时间，低于一万美元就不值得制造。不错，公司完全可以造出销售价格为七千美元的汽车，但汽车制造商们认为，凡是能出得起七千美元的人，如果能买到附加的标准设备，比如空调，花上一万美元他们也高兴。假如你把今年出产的低档轿车同十五年前的同类轿车相比较，就会发现，它们的价格大体一致。其实，将通货膨胀的因素去除，它们的价格或许稍微便宜一点，然而质量却好得多。
过去的电脑就是这样。当电脑还不是人人都买的商品时，你就只能忍受两千美元的昂贵价格。假如一台成本很低的电脑价格非常昂贵，公司就无法大量地进行销售。但生产商制造电脑的成本并非很低，所以公司若是卖得很便宜就不合算。人们总是希望多花二百美元买台更好的机器。
最近两年，制造电脑的成本已经大幅度降价。甚至低档的电脑质量也非常好。公司已经失去了许多愿意多付二百美元买一台稍好一点机器的客户，它们就只好依赖价格进行推销了。
我得承认，QL的卖点之一就是它的样子非常酷。
整个机身是无光泽的黑色，带着一个黑色键盘。整个样子有棱有角，而不是那种圆圆的漂亮的机型。它的造型有点走极端。键盘有一英尺厚，因为它与电脑联为一个整体。当时许多家用电脑就是那样设计的。在键盘的右端，即应该是小键盘的地方，有两个具有革新意义的Sinclair微型驱动器，它用的是只能在Sinclair上使用的无限循环磁带。它们的作用就等于软驱。因为它是一个长长的圆圈，你可以进行旋转，直到点到你需要的东西为止。实践证明这个创意并不是理想，因为它不像软驱那样可靠。
于是我花两千美元买了一台Sinclair QL。我用它所做的就是不断地编写程序。我总是在寻找有意思的事情做。我有一个Forth语言解释程序和编译程序，纯粹是为了用着玩。Forth是一种很怪的语言，现在已经没有人使用。它是一种挺好玩而且在市场上有利可图的语言，因为可以做许多事情而在八十年代被广泛运用，但从来没有特别普及过。它对不懂技术的人来说非常难于掌握。其实这种语言也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我开始自己编写工具性程序。我最初为这台机器买的东西之一是一个携带EEPROM(电子可读及可编程序只读存储)卡的扩展底座。这是利用特殊模件自己编写的内存，关机后它仍存在。这样一来，需要时我就能随时获得那些工具，没必要将它们写入内存，于是就能占用珍贵的内存进行编程了。
使我对系统感兴趣的是，我买了一个软盘控制器，因为已不必再使用微型驱动器了。但软盘驱动器上的驱动程序不好使，于是我自己又写了一个。在编写过程中，我在操作系统里发现了一些病毒。我之所以能发现病毒，是因为我编写的一些东西无法操作。
我的编码总是很完美的。所以我知道肯定是别的地方出了差错。
于是我把整个操作系统都卸掉了。
你可以列出一推关于操作系统的书籍，这些书能帮上忙。你还需要一个反汇编程序，这种工具能把机器语言变成汇编语言。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你要是只有机器语言的版本，执行指令时就非常困难。你会发现一个指令跳到一个数字的地址，读起来非常困难。一个好的反汇编程序可以为数字起名字，也可以让你起名字。你还可以使用它帮助你寻找特殊的相关指令。我自己有一个反汇编程序，可以用它创立相当不错的目录。一旦出现差错，我就可以进入反汇编程序，让它从特殊的地点找出目录，而且我还能看到操作系统将要执行的任何任务。
有时我使用反汇编程序并非是因为出了故障，而是想弄明白它到底能做些什么。
QL令我讨厌的一个地方是，它只有一个只读操作系统，对于一切都无法改变。它在某些地方的确有HOOKS(是一种消息处理机制，它使程序员可以使用子过程来监视系统消息，并在消息达到目标过程前得到处理--译注)。HOOKS就是你能切入你自己的编码接管某些功能的地方。但HOOKS只出现在某些特定的地方。要是能完全替换你的操作系统就会好得多。在只读存储器中运行一个操作系统是一种非常糟糕的想法。
虽然我说过，芬兰是一个非常乐于接受新技术的国家，但Sinclair QL在这个欧洲第七大国却没有站住脚跟。由于QL在芬兰的市场非常之小，每当你想为反传统的尖端机器购买升级设备时，只能通过邮寄的方式从英国购买。你必须翻阅许多产品目录，直到找到一家销售你所需要的设备的厂家为止。然后你还得准备好保付支票，再等上几个星期的送货时间。那个时候还没有网上购物和在网上使用信用卡。在我很希望把我的内存从128千字节扩展到640千字节时，我只能通过邮购的方式获得。我买了一个新的汇编程序，将汇编语言转换成机器码(数字1和0)，又买了一个编辑器，后者主要是为编程使用的文字处理程序。
新的汇编程序和编辑器都不错，但是它们是在微型驱动器上，无法放入EEPROM。于是我自己编写了汇编程序和编辑器，应用于我所有的编程之中。编辑器和汇编程序都是用汇编语言写的，按照今天的标准看上去非常愚笨。这种语言又复杂又费时，我想用汇编语言解决一个问题要比用C语言解决一个问题多出一百倍的时间，而当时C语言已经存在了。
我给我的机器带着的基本处理程序增加了好几个指令，所以只要我想编辑任何东西，机器就会自动操作我的编辑器，它立刻就会显现出来。我的编辑器比机器本身带的编辑器速度要快。我可以在显示器上以极快的速度书写文字，我为此而感到骄傲。通常用这样的机器，在显示器上写满字需要很长的时间，你可以看到屏幕在慢慢地滚动。但是用我的编辑器在书写时速度非常之快，屏幕滚动能给人造成一种模糊的感觉，这让我很得意。这一点对我非常重要。它使我的机器显得性能惊人，而且我知道为了让我的操作更迅速，自己已做了大量的工作。
那时，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像我那样沉迷于计算机的人微乎其微。学校里有一个电脑俱乐部，但我几乎不怎么去。那个俱乐部主要是为那些想了解电脑的孩子们创立的。我们的高中只有二进五十名学生，但我想他们在十岁以后就再没有一个人玩电脑了。
通常我用我的Sinclair QL电脑做的事情是复制游戏。我曾用VIC-20电脑为我喜欢的游戏作过翻版。有时我还让游戏升级。但多数情况下它们都得不到改进。机器更高级了，但概念并无改进。我最喜欢的游戏大概是“小行星”，但我怎么也不能很好地将其复制下来。原因是那个时期所有游戏机中心的“小行星”游戏都是用真正的矢量图形显示进行的。那些游戏的图形不是靠小粒(即像素)显示的，而实际与阴极射线管的原理相同：电子是从阴极射线管的后面通过电子枪发射出来，然后用磁铁进行转向，这样便可以高清晰度地显示图像，但如想复制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你当然可以复制，但假如你的电脑没有特殊的图形显示能力，复制出来的东西便与原本的“小行星”相去甚远。
我记得曾经采用汇编语言对“穿靴人”做过翻版。第一个步骤是，你必须记住穿靴人里的人物是什么样子。然后你把它们画在一张16*16平方厘米的坐标纸上，再涂上颜色。你若有艺术细胞，就可以画得很逼真。然而若像我似的完全不懂艺术，画出来的人物就会像是穿靴人的生了病的小表弟。
所以这个复制做得并不理想。然而我却为此感到自豪。做出来的那个游戏是可以玩的，于是我把它寄给了一家发表电脑编码的杂志。我曾经把其他的程序寄给一些杂志，所以我以为我这次被他们接纳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事实却恰恰相反。
其中的一个问题是，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出现一个极为微小的错误，它就会运转不灵。
我自己也写过一些游戏。然而创作需要某种心态。由于游戏需要大量的表演，就需要你对电脑的硬件十分精通。这我做得到。但我却不具备玩游戏的感觉。一个出色的游戏通常并不是它的速度有多快，也不是它的图形显示得多么漂亮。它必须能让你感到玩得起来--能吸引人。游戏和电影颇为相似。特殊效果是一回事，然而你还是需要情节。我所有的游戏从来都没有情节。游戏还需要有发展，有想法。发展常常就是让游戏速度越来越快。穿靴人就是这种模式。进展时也产生变化，或是让你能够更紧密地跟踪里面的怪物。
我对“穿靴人”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它能够解决图形显示闪烁不定的问题。这在老式的电脑游戏中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因为没有特殊的硬件，你的人物就会闪烁不定。你采用的办法就是去掉老拷贝，重写一个新拷贝。假如你的时间恰巧处理得不好，人们就能看到没有拷贝时的状况，于是就更会出现闪烁的情况。解决这一难题有许多种方式。你可以先画一个新人物，然后再把以前的人物去掉来避免这一问题。但你必须小心谨慎，不要把老人物被新人物覆盖住的那部分也给去掉。这样你就能获得一个良好的效果，不会再看到烦人的闪烁现象。这一解决方案的问题是创作时相对昂贵，而且特别费时间。
游戏为何总是处于技术领先的地位，而且编制人员为什么总是先制作游戏程序，其中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关在房间里玩电脑的聪明的程序编制人员都是十五岁左右的孩子(我十五年前就这么认为，至今对此仍深信不疑)。游戏之所以总处于领先地位还有另一个原因：它总能推动硬件的发展。
你若是看一下今天的电脑，就会发现它们速度快得可以做任何事情。但考验硬件极限的往往是动作感过强的游戏，如现在很流行的一些三维游戏。从根本上说，通过电脑上的游戏，你可以看出硬件是不是过关。进行文字处理时，速度慢上一二秒钟也不会在意，但玩游戏时，出现十分之一秒的误差也非常明显，游戏过去都比较简单，时至今日，编程只是任何游戏的一小部分，此外还有音乐和情节。假如你把制作游戏比做拍电影，编程者在一定程度上就等同于摄影师。
就这样，我使用了Sinclair QL电脑三年：从高中到赫尔辛基大学，再到芬兰部队服役。这个电脑不错，但我们肯定会分手。在最后的一两年里，我发现了它和短处。68008是个不错的CPU，但我在书上了解到了下一代的68020，得知了诸如内存管理和分页等种种功能，在使用低档电脑进行工作时，这种新的电脑可以完成非常重要的任务。
Sinclair QL令我讨厌的地方是，它的操作系统虽说能进行多重任务处理，但在任何时候都会出现死机，因为它没有保存措施。只要一个任务出现差错，就能让整个机子死机。Sinclair QL是克里夫·辛克莱尔爵士最后一次设计和制造的电脑，原因之一是这种电脑在商业上并不成功。它的技术非常有意思，但公司却存在着生产问题和质量保证问题，而且最终宣传上也很失败。此外，市场竞争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激烈。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你便开始想象，或许有那么一天，大街上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拥有一台电脑，哪怕只是进行简单的文字处理。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发展方向是PC机。不错，IBM最早制造的PC机尽管有许许多多的技术问题，但却开始摆满了商店的货架，销售得极为成功。PC机的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外围设备非常标准，而且很容易就能搞到。
所有关于这种较新的CPU的文章我都阅读，它可以完成我想完成的任何任务。显而易见，看上去非常有意思的68020发展前景不佳。我完全可以为QL买一个升级的CPU。在那个年代，这便意味着重新组装一台机器。尽管如此，操作系统还是没有内内存管理，所以我不得不自己编写。于是我想：这将是很费力的一步，而且获得一个CPU过于昂贵。
此外，令我越发感到头疼的是：为电脑购买设备的问题依旧存在。Sinclair QL电脑的产品目录似乎根本就没有过，所以你不可能简单地抄起电话，像定购西尔斯百货商店的邮购商品那样定购内存设备。再说，通过邮局从英国订货的做法已经过时了。当时还没有用收缩封套包装的软件盘，这我倒不在乎，因为我都能自己编写。
这个头疼的问题却给我带来了一个好处。在我琢磨着把我的机器处理掉时，也决定把我的附加设备卖掉。我指的是我买的硬盘驱动器，因为要扩展内存，我一分钟也不能忍受了。当时没有人在大街上到处找这种东西，所以我只能在电脑杂志上登广告，然后就祈祷等待着。就这样，我认识了我的好朋友乔科·维亚鲁马奇（Jouko Vierumaki）。在整个芬兰，他大概是第二个拥有Sinclair QL电脑的人。他对我的广告做出了回应，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买走了我的一些外围设备。后来，他也让我学着打斯诺克台球。
2、上大学
我在上大学的第一年，住在彼得盖坦街，我的宿舍在一层，靠窗户的一张桌子上就摆着Sinclair QL电脑。但我没有编写多少程序，原因之一是我必须集中精力读书，原因之二是我也找不到什么项目去做。没有项目可做就会缺乏热情。你总是在寻找能够让你鼓起劲去做的事情。
当时似乎是参军的好时光，而且我也知道那是早晚的事。我当时十九岁，正因为自己的电脑毛病太多而心情沮丧。而且，当时也没有任何有意思的电脑项目，于是我就搭上了一辆开往拉普兰的火车。
前面我已经说过，关于军队在体力方面会对我们做出什么样的要求我是一无所知的。所以在那里手执武器上了一个月的“体育课”之后，我便觉得在我有生之年完全有资格从此一动不动，享受平静的生活了。惟一可做的事情就是把编码打入键盘，或者手里端着一瓶比尔森啤酒（说真的，在我复员整整十年后，才第一次参加一次剧烈的活动。当时大卫硬拉着我去冲浪。旧金山半月湾的强大海浪差点没把我淹死，我的腿一连酸了好几天）。
部队服役结束于1990年5月7日。塔芙会告诉你，我连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都记不住，但我却不大可能忘记我离开部队的日子。
刚一离开部队就想弄只猫。
复员的几个星期前，我一个朋友的猫下了一窝崽，于是我把他剩下的唯一一只小猫买了下来。那是只白色的公猫，长得很漂亮。它生下来的头几个礼拜就在室外跑来跑去，所以在我妈妈公寓的室内和室外养活起来都很容易。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兰迪。它现在已经十岁了，和它的主人一样完全适应了加利福尼亚的生活方式。
那年整个夏天我没有干什么正事。我大学二年级的课程直到秋天才开始。我的电脑状态也很不佳。于是我就穿着一件破旧的睡衣，逗兰迪玩，偶尔和朋友们联欢会，让他们笑话我的保龄球和台球的拙劣技术。当然，我对我的下一部电脑也做了一些设想。
我面临的是一个电脑迷的困境。
我同其他随着68008芯片一起长大的电脑迷一样，特别讨厌PC机。但在1986年386芯片出台后，PC突然看上去有了魅力，凡是68020能做的事情它们都能做。到了1990年，大规模的生产使这种机器的价格急剧下跌。我对钱很在乎，因为我手拮据。于是我就希望拥有一台这样的电脑。正因为PC非常红火，升级材料和装置很容易就能弄到。在硬件方面，我特别希望有一台标准的机器。
我决定来个大跳跃，超越界限，而且弄一个新的CPU这事的确让人兴奋。于是我便开始把我的Sinclair QL的零件一点点地卖掉。
每个人都会一本改变其一生的书籍，比如《圣经》、《资本论》、《星期二和莫瑞在一起》、《我想知道我在幼儿园里学到的一切》等等（我真诚地希望，在你读过了本书序言和我的关于生命意义的理论之后，这本书也能对你产生影响）。把我推向生命高峰的是安德鲁·S·塔南鲍姆（Andrew S. Tanenbaum）写的《操作系统：设计和执行》。
我已经选好我的秋季课程，其中最让我期待的是C程序语言和UNIX操作系统。在等待着上课期间，我还买了一本上面提到的教科书，希望能先读一下。在这本书中，住在阿姆斯特丹的大学教授安德鲁·塔南鲍姆讨论了MINIX，那是他为UNIX撰写的教学辅助软件。MINIX也是UNIX的小型翻版。一旦读完了介绍，了解到UNIX背后的理念以及那个强大、利索、漂亮的操作系统所能做到的事情后，我便决定弄一台机器来操作UNIX。我将操作MINIX，那是我所能找到的惟一版本。
通过阅读和对UNIX的了解愈来愈深，我的热情高涨起来。
说实施，我的热情从来没有低落过（我希望你在做某件事时也能说出同样的话）。
3、从UNIX开始
赫尔辛基大学第一次拥有UNIX是在1990年秋季开学的时候。
那个强大的操作系统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室于六十年代发明的，然而它的开发却是在别的地方。前一年，也就是我上大学的第一年，我们有一台操作VMS的VAX。这个操作系统糟糕透顶，你决不会说出：“嘿，我在农时也想装一个VAM”这样的话，它只能让你说：“你怎么会使用这个破玩意？”它用起来极不方便，没有多少工具，也不适合轻松容易地进入因特网，而因特网是在UNIX上面操作的。你甚至都无法轻易地估算出文件到底有多大。坦白地说，VAM可能很适合某些操作，比如数据库。但这种操作系统无法让你为之感到兴奋。
赫尔辛基大学当时意识到应该淘汰诸如VMS类的软件。学术界已经对UNIX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于是我所在的大学购买了一台操作Ultrix的微型VAX，Ultrix是DEC公司生产的一种UNIX版本。
我特别渴望操作UNIX，将我从安德鲁·塔南鲍姆书上所学到的东西进行试验。要是我有一台386，它肯定会对我能进行的一切探索感到兴奋不已。但是，我无法凑齐一万八千芬兰马克买一台386。我知道一旦秋季学期开始后，我就能使用我的Sinclair QL进入大学新的UNIX电脑，直到我自己凑齐了钱买一台PC机，再在上面操作UNIX。
因此，那年夏天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什么都没做。第二件事是读完了七百一十九页的《操作系统：设计和执行》。那本红色的简装本教科书差不多等于睡在了我的床上。
赫尔辛基大学为微型VAX电脑购买了十六个客户执照。这意味着“C语言和UNIX”课程的选修学生人数被控制在了三十二名--我想学校的想法是十六个学生白天使用机器，另外十六个学生晚上使用。教师和我们一样，对UNIX也不太熟悉。他对此公开承认，因此也没构成什么问题。但他每次都比学生先读一个章节。有时学生也会提前跳读三个章节，因而上课成了一种游戏，学生们问的问题都是在三个章节之后才能学到的，目的是为了难住教师，看他是否已经读了那么多。
我们在UNIX的大世界中都是婴儿，一边学习一边完善这门课程。然而关于这门课最明显的是，在UNIX背后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理念。你在这门课的第一个小时就抓住了这一点，剩下来就是解释细节了。
UNIX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所追求的基本理想。它是一个干净利索、非常漂亮的操作系统。UNIX具有程序的观点，凡是做任何事情都是一个过程。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例子。shell command是为进入操作系统而键入的一种指令，在UNIX中，它并不像在DOS中似的被装在操作系统里。它只是一个任务，同其他的任务相同。这个任务是从你的键盘中读出的，然后再写回到显示器。任何能做的事情的东西在UNIX里面都是一个程序，此外还有文件。
吸引我的就是这个简单的设计，它也吸引着大多数对UNIX感兴趣的人（至少对我们电脑迷们颇有吸引力）。你在UNIX上完成的大部分任务都是通过六个基本操作完成的，它们被称作“系统呼叫”（system call），因为它们是你对操作系统的呼叫，你便让它为你完成任务。通过这六个基本的系统呼叫，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完成。
此外还有“创建子进程”（fork）的概念，它是UNIX的基本操作之一。当一个程序创建子进程时，它便把自身完全复制出来。这样你就有了两个相同的拷贝。复制拷贝多数情况下再去执行另一个程序--用一个新项目替换自己。这便是第二个基本操作。其他四个基本系统呼叫--打开、关闭、读和写--都是为了访问文件的。这六个系统呼叫便组成了UNIX的简单操作。
当然，从细节方面讲，还有数不清的其他系统呼叫。然而一旦你明白了这六个基本系统呼叫，你就了UNIX。UNIX的好处之一是，你并不需要拥有复杂的连接去创立复杂的事物。你可以通过简单事情的互动来建立任何程度的复杂任务。你只需在简单的程序之间创造出交流渠道，在UNIX中叫做“管道”（pipes），就能解决复杂的问题。
一个差劲的系统在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时都需要有特殊的连接。UNIX则恰相反。它提供给你执行任务的材料，这些材料足以让你完成任何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干净利索的设计。
语言其实也是如此。英语有二十六个字母，你可以用这些字母创造出任何单字。另一种语言是汉语。在汉语中，你所想到的任何一件事都由一个字来代替。你一开始用的就是复杂的形态，然后在有限的方式中将复杂的形态组合起来。VMS的大体上也是这种思路，Windows的方法也是如此。
而UNIX的理念是越小越漂亮。一小堆简单基本的建筑材料，结合起来就能创造出无限的复杂表述。
物理的规则亦是如此。你努力找出基本的规则，而这些规则都是相对简单的。从那些简单的规则中，通过相互作用产生令人不可思议的复杂性。
那种简单的设计并非是自然产生的。UNIX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贝尔实验室的丹尼斯·里奇（Dennis Richie）和肯·汤普森（Ken Thompson）花了很大力气设计完成的。你也不能认为简单就是容易。简单需要特别的设计和很高的品味。
让我们再回到人类语言的例子上。像图画似的中国象形文字是最先产生的，然后再追求“简化”。而建筑材料似的做法则需要更多的抽象思维。同样，你不能将UNIX的简洁同上不了档次混淆起来--事情正好相反。
但这并不是说，创造UNIX的最初原因有多么复杂。它和计算机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都是以游戏开始的。最初有人想在等离子显示器上玩电脑游戏，那就是UNIX发展起来的原因。正因为当时人们觉得这个操作系统不是一个严肃的项目，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才认为它并非是商业上的冒险尝试。事实上，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垄断受到制约，对其限制之一是不能推销电子计算机。所以创造UNIX的人有很大的，尤其在为大学服务方面没遇到什么阻碍。
于是乎，UNIX在学术界就演变成了一个大项目。到1984年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分家后，它已被允许进入电脑业，那时大学里的计算机专家们--尤其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专家们--已经在比尔·乔（Bill Joy）和马歇尔·克拉克·迈克库塞克（Marshall Kirk McKusid）的指导下，把开发和改进UNIX的工作进行了许多年了。
但到了1996年初，UNIX已经成为所有超级计算机和服务器的头号操作系统。它的市场非常大。但当时的问题之一是，已经出现了数不清的操作系统的竞争版本。有一些是从控制得比较严密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代码库里创造出来的（即所谓的“V系统”），另一些人则是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代码库衍生而来（即BSD--伯克利软件分布），还有的则是这两者的结合体。
其中一个BSD的衍生版本特别值得一提。那是386BSD项目，是比尔·乔利兹（Bill Jolitz）在代码库的基础上做成的，分布在因特网上。后来它又进一步分裂，成为人人都可以获得的BSD--Net BSD，Free BSD和Open BSD，在使用UNIX的群体中引起广泛的注意。
于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突然觉醒了，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告上了法庭。最初的代码是电报电话公司的，但绝大多数后期工作都是在伯克利完成的。加州大学的校务委员们声称他们有权传播和销售他们的UNIX版本，而且还可收取象征性的费用。而且他们还向人证明，他们已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基本上把电报电话公司的软件进行了重写。官司的结果是，Novell公司从电话电报公司买断了UNIX，一部分体系不得不从电报电话公司中分离出去。
同时，那场无休止的官司却让一个儿童赢得了一些时间，使自己成熟和发展起来。具体地说，linux获得了时间去占领市场。我自己走在了我的前面。
坦白地讲，在使用UNIX的人当中，有许多是几乎发疯的人。他们不是集邮疯子，不是把邻居的狗毒死的疯子，而是一些生活方式很另类的人。
别忘了，UNIX最初的主要发展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我当时正在祖父公寓里的一个洗衣筐子里睡觉。当时正是美国嬉皮士的时代，而那些人也都懂技术。有关UNIX应共享的理念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而并不应简单地归功于其开放源代码的系统本身。那是一个了各种理想的时代。革命、解放、自由爱情（自由爱情我可没赶上，即使赶上也不知该怎么做）……于是UNIX的相对开放性对这类人就特别有吸引力，尽管在当时它还缺乏商业上的价值。
我第一次了解到UNIX可开发性的一面大概是1991年前后，当时拉尔斯·沃兹尼亚斯（Lars Wizenius）拉着我去赫尔辛基理工大学参加一个集会。人人都知道，这所大学根本不在赫尔辛基，而是在城市边界线以外的艾斯普。学校的人想和豪华的赫尔辛基联系起来，哪怕只是在名义上。当时的演讲者是理查德·斯多曼（Richard Stallman）。
此人是自由软件的鼓吹者。
1983年，他开始研究UNIX的一个替代物，将其称作GNU系统，其含义是“GUN不是UNIX”（GUN是“GUN is Not UNIX”的字首缩略语--译注）。这些只有在电脑界内部开的玩笑，常人是很难听懂的。电脑迷之间流传的文学游戏实在是数都数不清。
更重要的是，RMS（理查德·斯多曼希望别人这样称呼他）还撰写了《自由软件宣言》和自由软件产权证书，即GPL。他首先提出的关于开放源代码的概念完全是有意的，而并非出于偶然，和UNIX最初的开放发展理念是相吻合的。
我得承认，我对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了解得不多，而这些问题过去和现在对RMS都非常重要。我对他所创立的开放软件基金会的宗旨也知之甚少。事实是，我对1991年人们谈论的话题也没有多少记忆，这说明当时它对我的生活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我当时所关心的是技术，而不是政治--我们家里的政治已经够多的了。但拉尔斯是个思想理论家，于是我便跟在他身后去听听。
我在生活中第一次见到了典型的留着长发、蓄着长胡子的黑客形象，其代表就是理查德。这样的人在赫尔辛基为数不多。
我当时可能没有看到眼前的光芒，但我猜他说的一些话也多少给了我一些锾。毕竟，我后来为linux使用的就是GPL。就这样，我再一次走在了自己的前面。
4、第一台386和终端仿真
1991年1月2日。
在我的日历上，圣诞节和我的二十一岁生日是两个最重要的能让我得到金钱的日子，而这一天是这两个日子之后商店开门的第一天。
我手里攥着在圣诞节和生日得到的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财政决定：准备买一台价格一万八千芬兰马克的计算机。这差不多等于三千五百美元。我没有这么多钱，所以打算首付三分之一，剩下的用赊账方式来付。其实那种电脑的价格是一万五千芬兰马克，其余的三千马克税款可在三年之内付清。
我去的是一家小店，也就是那种夫妻店，只是我去的这家只有丈夫，没有妻子。我对生产厂商不太在乎，所以决定买一台杂牌的，装在一个白色大箱子里的电脑。老板把一张价格表递给你，上面有你想要的CPU、价格以及硬盘的大小。我想要大功率的。我希望内存是4兆，而不是2兆。我希望我的CPU是33兆赫的，当然，要是16兆赫也能凑合。不，我要买就买最好的。
我把自己希望的规格告诉他们，他们就给你组装好。如今在因特网和快递的年代，这听起来似乎很怪。三天以后你去提货，但那三天就像过了一个礼拜。1月5日，我让爸爸开车帮我把新电脑运回了家。
这台电脑不仅是杂牌，而且其貌不扬。它的颜色灰蒙蒙的。我买这台电脑并不是因为它看上去很酷。它的样子极不好看，有一个14英寸的显示器，是我所看到的价格最便宜也最笨重的机器。我用“笨重”这个词，意思是说很少有人拥有这么大功率的电脑。我不想将其描绘成样子难看、但功能齐全的电脑--就像是一辆沃尔沃轿车。但事实是，我希望这台电脑靠得住，而且最终我需要升级时，它也能轻易地做到这一点。
这台电脑有一个DOS操作系统。我想使用UNIX的变体MINIX，所以我订了货，然而这个操作系统需要等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到达芬兰。当然，你也可以在一家电脑商店买一本关于MINIX的书，但人们对这种操作系统的需求非常之少，所以你必须事先向书店订购。操作系统的价格是一百六十九美元，再加上税，还有别的什么费用。当时我觉得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坦白地说，我今天仍旧这样认为。当时那一个月让我觉得就像度过了六年。在我等待买我的PC机时，也没有经受过那样大的烦躁不安。
当时正值隆冬。你若从寝室里出来，就可能会遇到被老太太们撞倒在雪地上的危险。这些老太太们实在应该呆在家里为她们的家人煮煮白菜汤，或一边织毛衣一边在电视上看冰球，而不是应该出来趔趔趄趄地瞎溜达。
那个月里，我基本上是在用新电脑玩“普鲁士王子”游戏。不玩时就看书，以便弄明白我买的电脑的功能。
MINIX软件终于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到了，当天晚上我便将其装了上去。你得用十六张软盘才能把这个软件装入计算机。然后整个周末就都花在了熟悉这个新系统上。我学会了这个操作系统的好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也了解到了我不喜欢的一面。我从大学的电脑上把我熟悉的程序下载下来，来弥补它的不足之处。总之，我用了将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使这个系统完全变成了我自己需要的系统。
住在阿姆斯特丹的、撰写MINIX的安德鲁·塔南鲍姆想把这个操作系统作为教学工具，于是在一些不利的方面它都被故意损坏了。MINIX也得到了一些改进，最出名的一个改进是一个叫布鲁斯·伊文斯（Bruce Evans）的澳大利亚人进行的，他使用的是MINIX386。他的改进使MINIX在386上运行起来更方便。在我购买这台电脑之前，我就一直在网上跟踪MINIX的消息，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想使用它的升级版。但是，你不得不买MINIX的正版，然后再做大量的工作，引入伊文斯的改进--这是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MINIX有一些性能令我很不满意，其中最大的失望是终端仿真（terminal emulation）。仿真很重要，因为我只能依赖这个程序，才能让我家里的电脑模仿大学的电脑。每当我拨电话接通大学的电脑，使用强大的UNIX工作或仅仅是上网时，都使用终端仿真程序。
于是我开始做一个项目，制作自己的终端仿真程序。我不想在MINIX底下做这个项目，而是想在硬件水平上完成它。这个终端仿真项目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了解386硬件的工作性能。我前面已经说过，这时正值赫尔辛基的冬天。我的电脑又笨又大。这个项目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悟出这台机器都能做些什么，并从中获得乐趣。
我不得不从BIOS开始，BIOS是计算机启动的早期ROM编码。它可读软盘和硬盘。所以这次我在软盘上操作。它读出软盘的一个扇区并跳到那里。这是我的第一台PC，我不得不学着如何进行这种操作。386是以“常规模式”启动的。但为了充分利用全部的CPU和进入32比特模式，你只得进入“保护模式”。在此之前，你得进行大量的复杂的测试。
为了制作仿真程序，你需要了解CPU是怎样工作的。其实，我用汇编语言收发室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了解CPU。其他你还需要了解的事情包括：怎样写入显示器，怎样读键盘输入，怎样读写调制解调器--但愿我的这些文字不会把非电脑迷们吓跑。
我想出两条独立的线程。一条线程从调制解调器读出，然后在显示器上显示。另一条线程从键盘上读出，然后写入调制解调器，这样就会在两条线程上运行着两条管道。这叫做任务转换，386有支持这一程度的硬件。
我写的最早的试验程序是使用一个线程将字母A写到显示器上。另一个线程写B。我知道，这听起来没有什么奇怪的。我把此编入程序，让其在一秒钟之内出现若干次。在定时器的帮助下，我使这个程序这样运转：显示器上先出现一连串的字母A，然后突然之间，转变成一连串的字母B。从实际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用处的练习。但却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显示出我的任务转换是可行的。做到这一点大约花了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因为我必须一边做一边学习。
于是，最终我便能改变由一连串A和一连串B组成的两个线程，从而使数据一个读自调制解调器，再写入显示器，另一个读自键盘，再写入调制解调器。我有了自己的终端仿真程序。
每当我想读新闻，我就运行自己的程序。我把自己的软盘插进，重新启动机器，就能从大学的计算机里读新闻了。倘若我想改进终端仿真组合程序，我就启动MINIX，用它进行编程。
对此我感到非常骄傲。
对于我的了不起的个人成就，萨拉是了解的。我显示给她看，她盯着显示器看了大约五秒钟，看着上面是一串A和一串B，说了声“很好”，便没什么感觉地走开了。我意识到我的成绩看上去并不辉煌。它虽然看上去平平，背后却包含了大量的工作，犹如你指给人看你铺设了一条长长的柏油马路，但想向别人解释这条马路的意义是完全不可能的。另一个目睹我成绩的人大概是拉尔斯--另一个讲瑞典的学生，他和我同一年主修的计算机专业。
当时是三月，也可能是四月，就算彼得盖坦街上的白雪已经化成了雪泥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也并不关心。大部分时间我都穿着睡衣，趴在我相貌平平的计算机前。窗户上的窗帘遮得严严密密，把我和阳光--更不用说外部世界--隔离开来。我每月都要为新电脑付款，预计在三年之内付清。当时我不知道的是，我的款项在第二年的就不用再付了。那时我已经写出了linux，它将被许多人见到，而不仅仅只是萨拉和拉尔斯。当时，现在跟我一起在Transmeta公司工作的彼德·安文（Peter Anvin），为了帮我偿付我的电脑钱，开始在因特网上为我募捐。
钱就这样来了。别人都知道linux并没有让我获利，于是人们便觉得，让我们大家凑点钱，替李纳斯把电脑钱还清。
这实在太好了。
我实在是没有钱。我一向认为不应该向别人要钱或乞求钱，这一点非常重要，但事实上我却得到了钱，所以……让我激动得无话可说。
linux操作系统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的实验程序变成了终端仿真组合程序。
《熏鲱》杂志将我派往芬兰，去采写报道奥卢的文章。奥卢是一个新崛起的高科技中心，虽然它的位置十分可怕：离北极圈开车只有几个小时的距离，里面却有一百四十一家新成立的公司。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我可以在赫尔辛基见到李纳斯的父母和他的妹妹萨拉。
李纳斯父亲尼尔斯的绰号叫尼基，他在赫尔辛基火车站广场对面一家饭店的大堂里见到我，饭店的名字叫瓦库那。他身材瘦长，戴着厚厚的眼镜，留着列宁式的胡子。他刚刚结束了芬兰新闻社派他在莫斯科长达十年的工作，目前正在写一本关于俄国的书，并正在考虑是否去华盛顿任职。他觉得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意思。几个月前，他荣获了著名的全国新闻奖，他的前妻安娜后来说那个奖项“使他变得温和了许多”。
黄昏时分，他开着他的沃尔沃S70轿车，拉着我去看被白雪覆盖的、李纳斯成长的地方。他指给我看一幢结实的建筑物，说那是父子俩都曾就读过的小学。然后我们又驱车路过了李纳斯生下来后度过的最初三个月的他祖父母的公寓，接着又来到了那栋俯瞰花园的楼房，他们全家在那里过了七年。其中的一年尼基曾前往莫斯科，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当时李纳斯五岁。而后他又指给我看那座黄色的建筑物，尼基与安娜离婚后，李纳斯和他妹妹就住在那里。李纳斯年轻时的电子商店已经不存在，在街头原来的地方现在是一座成人录影带小铺。最后我们驱车路过了最重要的一幢物，即五层楼高的李纳斯外祖父母居住的公寓，也就是linux系统的诞生地。安娜至今仍住在那里。它看上去就像是十二月底曼哈顿的东区。
尼基很滑稽，又聪明，善于自嘲，而且许多动作和他儿子一样，比如在说话时喜欢用一只手握住自己的下巴。他们俩笑起来也很相似。然而这位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和他儿子不同的是，他终生热爱体育。他在篮球队打球，天天跑五英里，每天早晨在结冰的河里冬泳。虽然他已经五十五岁，但走起路来却精神抖擞，看上去只有他三分之二的年龄。他和李纳斯的另一个区别是：尼基似乎过着一种非常复杂的浪漫生活。
我们在赫尔辛基市中心的一家拥挤的餐厅里吃晚饭，尼基谈起了李纳斯作为一个激进的共产党人的儿子成长起来所面临的困难。他说他自己常常出外演讲，一度还做过一个小官。他说李纳斯由于父亲的激进政治观点，常常受到同学们的挪揄，有些父母甚至不让他们的孩子和他一起玩。正因为如此，尼基解释说，李纳斯的童年生活虽然被左倾的政治思想所包围，他却努力使自己从这种氛围中脱离开来。尼基说：“他不让我谈论我的观点，我一开口讲他就会离开房间。要么他说话时就总跟我对着干。我知道，由于他有这样一个父亲，在学校里总是受到嘲弄。他对我的态度是：‘别让我陷入这种尴尬的境地。’”
尼基把带到他家，他说我们可以在他的厨房里喝两杯啤酒。他的家坐落在中央商业区的北部，那里一排排的楼房是二十年代为工人阶层建造的。我们爬上楼梯到了他的公寓，在门口把鞋子脱掉。他的房间让人回想起六十年代末期反对工业文明的景象：灯罩是用手织的篮子做的，墙上挂着第三世界的图片，屋子的角落里还垂吊着各种植物。我们在厨房的餐桌前落座。尼基一边斟啤酒一边谈起了他当父亲的感受：
“一个当父母的人不应该从他养育了自己孩子的角度去想问题。”他说。这时他用手机给和他同居的一个女人打电话。他说李纳斯现在刚刚开始阅读他多少年来一直敦促他读的历史书籍，但李纳斯大概还从来没有读过他自己爷爷写的诗歌。
我问尼基他是否对电脑程序表示过任何兴趣，或让李纳斯教给他一些最基本的电脑常识。他回答说从来没有。他说父子完全是不同的个体，而深入探究李纳斯的激情就等于“侵犯他的灵魂”。看起来，他作为一个名人的父亲似乎不觉得有什么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他获得全国新闻奖后，有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小传，其中引用他的原话说，在李纳斯还很小的时候，每当他去外面的操场接李纳斯时，别的孩子就会指着他说：“瞧，那是李纳斯的爸爸。”
李纳斯的妹妹萨拉?托沃兹是乘火车从她的家赶过来的，她的家在一座小城市里，位于赫尔辛基以西，那里街道的牌子首先是瑞典语，其次才是芬兰语。在那里，她买得起带澡盆和桑拿浴的公寓，而且那里的人们在大街上讲的是瑞典语，而不是芬兰语，这让她感到很高兴。正如她本人解释的那样，她是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在少年时期，她就皈依了天主教，将自己划归到不到百分之十的芬兰公民之中。她不信教的父亲为此曾在几个礼拜的时间里气愤地不认这个女儿。
今天她来到赫尔辛基，是实施一项政府资助的项目，给年轻人教授《教理问答》。她为人爽快乐观，虽然已经二十九岁，却像一个诚恳热心的高中生似的有着真诚的精神。她皮肤白晰，圆圆的脸，和她的哥哥有点相似。但显而易见，和她哥哥相比，她更爱与人接触。她总是不停地按手机上的号码，给她的朋友发出信息，约他们当天晚上见面，然后又不停地查看他们的回答。她所做的翻译生意非常成功。
当时是中午，萨拉带着我去见她的母亲，并一起吃午饭。在路上，她时不时停下来指给我看童年呆过的地方，比如猫园和小学。“我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认为苏联是最好的。我们还去过莫斯科，”她解释说，“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里的一家特大的玩具店，赫尔辛基所有的玩具店都不如那家大。”她父母在她六岁时离了婚。“我刻他们对我说，爸爸 永远搬出去住了。我当时觉得这很好。这样一来就不会再吵架了。其实他是去莫斯科长驻，于是我们慢慢习惯了他不在身边。”她说。萨拉十岁时，决定搬到她父亲那里去住，不再和她妈妈和哥哥一起住。她父亲当时搬到了邻近的城市艾斯普。“这并非因为我不想和妈妈一起住。我是不想和李纳斯住在一起。这样一来，除了周末，我们俩就不用吵架了。我们俩总是吵个没完没了。随着我们渐渐地长大，我们俩吵的也少了。”
我们来到她妈妈位于一层的公寓。安娜?托沃兹见到我们后非常高兴。她的绰号叫米基。她拒绝让我遵循芬兰人的习惯，把鞋子脱掉。“别傻了。我这地方本来就脏得一塌糊涂。不脱鞋子也无所谓。”她个子不高，黑头发，反应敏感，非常机智。我们刚刚到达，电话铃就响了。一个地产商想让我去年看一个空着的公寓，这样我就可以将它描绘给米基在美国的儿子，并把房子的所有材料亲自交给他，因为李纳斯有可能要买下这个房子，作为在赫尔辛基的临时住所。于是我们进入了那幢庞大的公寓楼。那个房地产商长得怪怪的，有点像《美国美人》影片中的一个人物。他让我们在观看房子之前，先在鞋子上套一个蓝色布鞋套。过了一会儿，房地产商自鸣得意地说：“你们瞧这栋房子，要是你们有不希望被太阳损坏的古董的话，这里是最理想不过的了。”米基狡黠地朝我瞟了一眼，然后不无嘲讽地说：“哦，你说话真风趣，干吗不直说这个房子没有阳光？”
我们又回到了她不大的厨房。米基坐在一个长方形的餐桌旁，餐桌上铺着一张五颜六色的桌面，米基将咖啡倒入一个非常大的杯子里。她的公寓和她前夫的一样，到处都是书籍和民间艺术品。挂着的窗帘是黑白相间的。这个公寓本来有三个卧室和一个厨房。她的孩子们搬出去后，米基便搬进了过去由萨拉占着的最大的卧室。她后来把李纳斯的卧室和她从前卧室的墙壁都拆了，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带厨房的客厅。她指指一个空着的地方说：“他过去的电脑就放在那里。我想我应该在那里挂上一个牌子什么的。你觉得呢？”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讲起话来滔滔不绝，而且英语说得很漂亮，说话时几乎没有什么停顿。“李纳斯可不是你在大街上遇到的那种笨孩子”，她说。在她卧室的墙上挂着一面巨大的苏联国旗。那是乔科在一次国际跳台滑雪比赛中买的，作为礼物送给了李纳斯。李纳斯把它放在一个抽屉里，一放就是好几年，但米基把它挂在了她的床头上。
米基拿出了一个相册，里面有一些全家的照片。有一张是李纳斯两三岁时，赤身裸体地站在海滩上。还有一张也是他，也是那个年龄，在月光下瞎跑着，地点是赫尔辛基附近的一所著名的城堡。另一张是他少年时代，看上去又瘦又笨。还有一张是米基，参加她父亲的六十岁大寿。她指着她的姐姐和哥哥说：“她是个心理学家，在纽约。他是个核物理学家。而我，是我们家的败家子。对不对？可我是第一个抱孙子的。”她说完又点起一根烟。
我们去一家叫张伯伦的餐厅吃中饭。萨拉又查看她的手机，米基要了几种不同的咖啡。米基回忆说，她和尼基曾争论过是否要强迫李纳斯放弃橡皮奶头。他们争论的方式很有意思：相互写纸条，然后把纸条放在茶几上。她们还谈起了李纳斯的记忆力非常之差，常常记不住别人的相貌。萨拉说：“要是你和他一起看电影，主人公本来穿一件红色衬衫，但后来换了件黄色的，他就会问：‘这人是谁？’”他们全家还骑自行车去瑞典野营度假，晚上就睡在摆渡船上。第一天萨拉的自行车就被人偷走了，于是不得不花钱又买了一辆新的。他们的帐篷就搭在一个悬崖上。母女俩去游泳和钓鱼，李纳斯就一个人呆在帐篷里读了一整天的书。后来来了一场暴风雨，一直睡在帐篷里的李纳斯对突如其来的气候变化竟全然不知，但正是因为他在帐篷里，才没使帐篷被风吹到波罗的海里去。
米基回忆起李纳斯整天躲在他的房间里玩电脑的岁月时，不禁大笑起来。“尼基常对我说：‘把他踢出去，让他去找个工作。’但李纳斯对我不是什么负担。他的要求不多，他所要求的一切就是他的电脑。那是他的事情，他的王国，他有权那样做。我对他所作的事情一无所知。”
如今她和其他人一样，对她儿子的活动非常熟悉。各种媒体不断地寻找米基和她的家人搜集材料。有一些问题他们都转给了李纳斯，但他告诉他妈妈、爸爸和妹妹运用他们自己的判断力回答那些问题。可每当他们写好回答后，一般又都寄给李纳斯，在交给记者之前都希望得到他的同意。
几个月前，我曾给米基发过电子邮件，请求她写点关于李纳斯童年生活的东西，米基的回信非常长，而且写得非常用心。她文章题目是“从一个电脑迷中培养出李纳斯”。在文章中，她描述了对她蹒跚学步儿子的早期观察，说在他身上看到了她父亲和她哥哥身上所具有的对科学执着的迹象。
“当一个问题出现并始终困扰一个人时，你就会看到他的眼睛变得发直，他再也听不到你在说什么，也不回答你简单的问题，而是完全陷入眼前的问题之中，在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废寝忘食，而且从不放弃。当然，他在日常生活中会被琐事打断，但事后还会继续单枪匹马地思索，这时你便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
她还写了李纳斯和萨拉这两个兄妹之间的争执和不可调和的不一致（比如，萨拉：“我不喜欢蘑菇、猪肝之类的味道。”李纳斯：“你必须喜欢。”）他俩偶尔也会流露出尊重对方的态度。“李纳斯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对我袒露出对他妹妹的佩服。他那时大概是五岁或七岁，突然严肃地对我说：‘你瞧，我脑子里从来没有新的思想，我想的事都是别人先想出来的，我再把它们重新组织起来。但萨拉想的事都是别人从没有想过的。’”
“这些回忆让我觉得，我至今仍认为他没有什么‘特殊的’才华，肯定没有在‘计算机’方面的才华--假如他没有这方面的才华，断然会把精力放在其他方面。在某一天或某个年代，他就会集中于应付另一个不同的挑战。我想他会的（我的意思是说，我希望他不要永远陷在linux软件上）。因为我认为他的动力并非是‘计算机’，也决不是名声和财富，而是诚实的好奇心和征服所面临的困难的愿望，以及用最好的办法去克服困难。因为事情就是如此，他决不会后退。
“我想我已经回答了李纳斯是一个什么的孩子的问题--不错，他是非常好养的。他惟一需要的就是一个挑战，剩下来的事情就由他自己去解决了。就像我和萨拉过去常说的，只要给他一间斗室，里面放上一台电脑，再给他一些面条吃，他就会觉得无比幸福。
“除了……自他打小起我就一直揪着心：照他这样怎么可能找到一个像样的女孩？我只得再次求助于父母们屡试不爽的办法--祈祷。你们瞧，还真灵验了！他是在大学教书时遇到塔芙的，她让他在几天之内忘记了他的猫和他的电脑，这毋庸讳言是上天的胜利，正如其一贯获胜那样。
“我唯一的希望是名声不要让他分心太多。他的出名并没有改变他，但他变得温和多了，人们接近他时他也愿意和别人说话了。拒绝别人也让他感到比较为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