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不详
文章出处：CU-业界新闻与评论区
【内容提要】以市场换技术如同拿身子换爱情般一相情愿，拿什么拯救中国市场的技术贫乏症，合作开发、拿钱买还是自主研发？当单独的企业行为升级到国家层次时，问题却相对简单了。因为理想主义总让人黯然伤神，而现实主义却让你少受伤害。
一个3岁的小女孩对一个5岁的小男孩说：“你刚才吻了我，我就是你的人了”，小男孩一本正经地承诺到：“你放心，我已不是3岁小孩了”。这戏剧性的一幕将现实拉回了历史。
IT版的身体换爱情
见多了女人们拿身子换爱情的故事，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到所谓的正史野史名著轶事，中国式的情爱里总少不了这些教条式的画面。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想法与做法会逐渐被人忘却，中国盛行的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也会如此。
逐一开放的中国市场如同一个个养在深闺的少女，本着一厢情愿的想法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花花公子（跨国公司）谈情说爱（雷蒙德.富兰克林，帝国主义进入了它的第三个阶段——跨国公司阶段）。以为开放了市场就可以获得技术一如中国妇女传统的贞操观念一样脱离国际化。实际上，从1992年提出该策略到现在，以市场换技术的结果是市场已经让渡而技术得到的微乎其微。外资对华技术转移分为技术转移到中国区子公司和技术转移到东道国合资企业以及配套企业。该策略追求的是后一层面的效果，但事实正好相反。外资企业的技术垄断地位日趋加强。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外国公司拥有的知识产权占绝对优势。据统计，在通讯、半导体、生物、医药和计算机行业，外国公司获得授权的专利数占60％—90％以上。跨国公司对华转移技术随着其在华势力增长而不断下降。中国市场象一个个失去贞操的少妇，随着竞争的加剧对技术更加渴望了。
从技术到标准的战争
从2000年开始，中外贸易中的技术争端呈井喷式爆发，尤其是在IT等高科技领域。包括DVD、彩电、手机等无不受到技术壁垒的限制。在这些争端中最引人注目的要属思科诉华为、英特尔诉东进案以及DVD领域的蓝光与红光联盟对中国EVD的阻挠。当权力掌握在微软、英特尔这些大佬手中，任何不相关的人对它们的指责与挑战都不过是一场闹剧。与方兴东挑战技术霸权一样，结果除了成就方兴东本人外，对现状丝毫没有改变。
而技术争端不过是低级层次的企业级行为，现在企业行为逐渐升级到国家与国家联盟之间的标准战争与产权保护战。正如孩子们打架到了一定程度，家长们注定要介入一样。现在，中国在EVD、WAPI、RFID、TD-SCDMA、IC、LINUX等领域都有全新的突破，但WAPI的美国受阻与法兰克富冷门遭遇以及国际通信巨头们对TD-SCDMA的商用价值的故意贬损，对中国EVD的不断阻挠及中国数字电视标准的前途未卜等等都不难看出跨国集团们赤裸裸的技术霸权和资本的原始野蛮。
配合跨国公司的直接打压，其在华投资行为进行了调整：第一，独资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独资企业项目数、合同金额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从1994年的27.4%、26.5%升到2002年的64.9%、69.2%；2002年，独资企业项目数是合资企业项目数的2.5倍，独资企业合同金额是合资企业合同金额的3.1倍，独资企业实际使用金额是合资企业实际使用金额的2.1倍。第二，增资扩股和并购增加。2001年10月23日，阿尔卡特通过收购中方股份，从而获得上海贝尔的控制权；日本NEC收购华虹NEC，使得NEC成为自己的独资公司。西门子、宝洁增值等不一而足。跨国集团的独资运动加剧使得其对华技术转让将更加封闭和保守。
一厢情愿遭遇资本的负心薄情
中国市场的现状对应了瑞典经济学家贡纳尔·缪尔达尔描绘的“扩展效应”与“回荡效应”。中国目前是两种效应并存，“回荡效应”的影响却更大也更深远一些，将导致中国企业逐渐沦为产业链底层，中国广大中西部地区成为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原材料供应地。他的理论无疑有力地扇了那些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经济学家们的耳光。
一相情愿策略的推行与某些经济学家的不负责任有很大关系。包括制度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与新自由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经过大卫.李嘉图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经过萨缪尔森后，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得到确立，从而建立了一种国际分工理论。中国被定义为“世界工厂”或许就是它的杰作。然而贡纳尔·缪尔达尔指出：国际贸易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对贸易国有利，只有在贸易双方的工业化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才是互利的。王子爱上灰姑娘的故事不过是童话，这种“门当户对”的理论直接针对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对新自由经济理论的鼓吹，也有力地驳斥了中国盛行的各种新自由经济理论，如比较制度学派。他们一开始号召制度重于技术，只要搭建好了制度，技术自然就来了；另外，新自由经济学派等认为只要开放了市场，技术啊、资金啊，都会有的，这是一种更危险的理论。正是在这些理论的误导下，才导致今天的结果。这些理论也是资本意志下的经济学家的一相情愿表现。
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失败与否，虽然官方尚未有定论，但是学术界已经认可这一策略的失败。倪光南院士告诉本刊：“实践已经证明，以市场换技术是换不到的”。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院长路风指出，该策略失败的标志是没有导致引进技术的扩散。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在谈到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策略不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中方重产品引进、轻产品技术的消化吸收。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主要是长期以来的“以身子换技术”思想在作怪。此外，产品周期理论很好地说明中国不可能得到最先进的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时代，IT产品的更新换代的周期以月来计，先进技术的转移更存在客观因素的阻碍。数字鸿沟越来越大。
除了主管因素外，跨国集团在技术的控制上有严格的措施是最终阻止技术扩散的原因。资本的天性在于获利，在技术、人才、原料等资本的生产要素中，技术是最核心的竞争力，是资本得以实现运作和扩张增值的关键。为了保持这种优势，没有一个资本家会出让技术。那种市场换技术的想法在一开始就是幼稚的。他们必然采取各种措施阻止落后国家获取技术的行为。全球著名网络法律专家劳伦斯.莱斯格在他的新著作《思想的未来》最后一段里写到：“我们正在移走一种创新的架构，而再次采用一种控制的架构——没有通知，没有抗拒，没有疑问。受到自由技术威胁的已经学会了如何扼杀这些技术。杀戮正在进行，我们却无动于衷”。
如果市场不可以，什么可以？
劳伦斯.莱斯格同时在该著作的序言里写到：“如果我们不想失去因特网所赋予的机遇，那么就必须在规制中寻求一种被美国所忽略的平衡。为了更好地促进因特网的发展，中国必须作出自己的决策。开放源代码与自由软件为中国发展独立自主的软件工业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中国也必须突破“以市场换技术”的传统思维。如果市场不可以，那什么可以？
消化和吸收既有的外来技术可不可以？IT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中国永远处于技术的底层，能够消化又如何？如京东方在并购韩国现代显示器业务，使得中国掌握了第五代液晶显示器的技术。而三星与夏普的第七代液晶技术也将修成正果。这种技术落差使得京东方痛苦不已。
合作开发可不可以？外商独资运动日益剧烈，意味着但是在很多关键领域中方失去了联手跨国集团的机会，虽然中方依旧设置了中外合资的限制，如电信领域，但这种想法在现实中并不一定成立。看看服务器，浪潮与英特尔的合作实验室例子，英特尔的举措不过是其针对中国市场的一种联合策略，转让给中国市场的技术并非最核心和最先进的技术，因为浪潮不在英特尔的全球亲密伙伴名录里。就PC来说，英特尔对HP与DELL转让或共享的芯片核心技术绝对比对中国PC商家要多，即便是联想这样全球排名靠前的PC公司，英特尔都不会把它列为亲密伙伴。同时，在合作开发过程中技术的转让并不顺利，转让方的隐瞒和被转让方的学习能力，二是针对市场的技术需求程度在全球下的局限性。“为什么技术不扩散呢？因为合资模式不导致在产品开发层次上的技术学习”路风一语中的。
坐收渔利的方式可不可以？天真的人认为随着中国市场的不断成熟，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开始加剧，让他们之间竞争升级，自己坐收渔利。但“以市场换技术”的效果是与东道国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状况密切相关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政府开始注意引导外资企业形成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局面，并未收到较好的成效。结果操作系统与芯片、电信等领域跨国集团的垄断得以形成。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接受跨国研发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英特尔、NEC、松下电器、SUN、安捷伦、施乐、德州仪器、富士通、北电网络、朗讯、爱立信、诺基亚、三菱电机、阿尔卡特等著名跨国公司均在中国建立了独立的研发机构。但，这不过是资本寻求低成本扩张的一种自然需求，世界工厂正在消耗中国宝贵的资源与消磨中国追赶世界先进技术的进取心。
那么，拿钱买可不可以？但并购一般是弱势的或者落后的企业，如TCL并购法国汤姆逊的电视业务，并购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并没有获得什么先进的技术；更让人悲观的是，联想对IBM PC的并购，在最后结果阶段美国政府横加干涉，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转让核心技术。同时京东方并购来的第五代液晶显示器技术却是落后的。因此，并购并非中国获得核心技术的有效途径。倪光南告诉本刊：“道理很简单，外国不愿意卖核心技术，这是他们的竞争优势和利润所在，他们可以卖某些工厂，销售部门，但重核心技术是不肯卖的”。看来，爱情不仅拿身子换不到，拿钱同样换不到。
除此之外，中国就只有自主研发一条路可走了。如TD-SCDMA、EVD、LINUX等，但是，对于庞大的产业来说，技术底子薄弱的中国市场，有多少资源来进行独立研发？国家有多少资金投入？企业有多少资金投入？每年的863基金的花费并不够用，而企业的研发费用超过10%的寥寥无几。相反，中国企业更热衷于打广告。如一度风光的央视广告大户熊猫手机现在也偃旗息鼓，曾经大打招聘5000工程师的托普现在连老板也销声匿迹了。但是，除此之外，中国别无选择。倪光南坚定地告诉本刊：“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立足于自主研发，这是掌握核心技术，摆脱外国控制的唯一道路”。拿一句老话安慰自己，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但是，中国自主研也风险重重。EVD与TD-SCDMA就是明例。单一的技术突破并不改变中国某一领域的技术空白状况。实行技术的整体突破才是唯一可行的策略。倪光南告诉本刊：“这些事实使我们认识到，制订标准需要有科技和产业的实力作为后盾，一个标准只有产生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才能说是成功的”。2 004年10月21日，移动多媒体技术联盟MMTA (Mobile Multimedia Technology Alliance)成立，国内高水平的科研机构、运营商、终端和网络设备制造商，以及核心芯片技术提供商共商联盟之策。第一颗移动通信芯片在上海展讯诞生后建立的VMD合作伙伴计划启动3G多媒体应用酝酿突破。另外，中日韩三国的LINUX联合开发也拉开了跨国技术联盟运动序幕。中国的中科红旗、日本的 Miracle和韩国的Haansoft三家公司已经完成前期的合作磨合阶段。中科红旗代理总裁赵晓亮告诉本刊，这种跨国合作，首先就是意味着一种技术上的联合，这种联合体现出来的优势要远比单一公司自身强很多。技术互补，不仅是节省资源的有效途径，也是提高效率的快捷方式。同时，闪联、TD- SCDMA、LINUX联盟等的成立给中国IT技术的产业整合带来一丝曙光。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以罗纳德.里根和马格丽特.撒切尔为代表的西方阵营在与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对峙中胜利后，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经济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为浪潮的新经济自由主义运动。其实，经济全球化下的市场并非互联网这么统一和通行无阻，各个主体市场依旧是壁垒重重，如果依照市场行为不够用，作为企业最后保护的国家就必须拿起各种武器来保护产业的发展。因此，中国在按照WTO的要求逐步开放市场后，必须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WTO的法律框架规定了各成员国的义务，也给了各国保留制定保护政策的权利。因此，中国必须在法律保护层面重视起来。
法律就是一种合法的暴力，美国已经为我们将其演义了一遍，它对待中芯国际的态度、它对待联想的举措将其国家暴力显示的一清二楚。中国必须以其人之身还治其人之道，必须抛弃那种理想主义情怀，回归到现实主义路线上来。很高兴看到信息产业部制订的《电子污染产品防治管理办法》在今年7月1日出台及看到国家有关部门在WAPI与TD-SCDMA技术标准上的坚持。必须通过法律手段让这一保护来的更坚决和更有保障。
同时，尽快搭建中国新经济条件下的法律体系，保护国内产业发展。张平副教授在谈到利用立法手段建立国家保护机制时指出：一是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虽然被官司缠身，黄宏生以政协委员身份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提交了《关于开展国家级科技产业大会战的提案》，法律界人士也奔走急呼尽快建立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整体战略；二是制定区域知识产权战略。为了减小“回荡效应”的弊端，国家需要尽快出台发展中西部的区域战略。尽快地遏制正在拉大的数字鸿沟，避免广大西部成为技术沙漠；三是制定行业知识产权政策。尽快出台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影响的产业，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汽车领域等，这些领域具有极强的产业带动性与极重要的基础性。如信息技术的基础作用，汽车领域的带动效应；四是制定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不求全面而求针对性。企业是国家的支撑点，因此技术发展与知识产权体系构建必须具有可操作性，让企业参与。通过宏观调控来避免技术的粗放式研发、引进和合资开发，最大限度利用有限科技资金和人才。
最后，积极利用国际经济与国际法律规则来应对国际争端，不仅仅是被动应付，更要主动出击。同时，国际联盟的方式也可被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采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中日韩的LINUX联盟；同时，中印也从原来的对峙到竞合。对于立志建立电子大国与电信强国的中国，抛弃理想主义，回归现实主义，拿起统一战线、全部企业武装的两大革命法宝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