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贩卖大麻或海洛因，被逮住后会被关进监狱甚至处死。如果我贩卖盗版产品，能获得更大的利润，却什么事都没有
“在菲律宾，50个警察在这边射击，盗版分子在另一边用枪反击；在印度，我们两名员工被贪污的警察关进了监狱，长达3年我们没法把他们救出来，因为警察贪污了；在马来西亚，盗版团伙的人在街上用枪袭击一名警察，结果子弹掠过警察，击中了一名在餐馆里吃晚饭的人。”美国电影协会驻北京首席代表戴马克说。
戴马克是一个光头，他身形消瘦，每当谈起“利益数以十亿计”的盗版，脸上的笑容就会荡然无存。“他们是很危险的犯罪分子。”戴马克反复强调这句话。
在戴马克眼里，打击盗版不是一份朝九晚五的办公室工作，而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行业”：“有人因反盗版而遇害。两年前，我们在马来西亚的一位员工，独自外出工作，在她的住所，汽车被砸，电脑被偷走，女佣人因为被误认是她而遭到殴打。在泰国，我们的员工走在街上，罪犯从背后袭击，他在医院待了两个星期……在有些国家，罪犯会被……枪毙。”戴马克能听懂的中文不多，能说的就更有限了，但“枪毙”二字，他用的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边说还边用手比划出手枪的样子。
“如果我贩卖大麻或海洛因，被逮住后会被关进监狱甚至处死。如果我贩卖盗版产品，能获得更大的利润，却什么事都没有。贩毒直接危害人的生命健康，因此政府会介入。但如果我是犯罪分子，我知道贩卖盗版能赚更多钱，却不会入狱，我会停止贩毒，开始卖盗版。”戴马克的观点是，盗版应该被归入刑事犯罪，并且应该把盗版者“都关进监狱”——在他看来，盗版者们之所以没全在监狱里，那是因为很多国家“有很高层的势力保护他们”：“在马来西亚有，很高层；在泰国，很高层……在菲律宾，警察高层卷入了盗版，他们自上而下地保护盗版分子。”
虽然美国电影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是全世界盗版率最高的国家，但戴马克依然承认，在中国没有这些危险的罪案发生，因为“犯罪分子们很聪明，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胆敢这么猖狂，政府会摧毁他们”。
目前，美国电影协会在中国的主要工作是与政府部门合作，对相关行业施加影响力；进行市场调查，追查跟盗版有关的具体地址。
对这种工作，美国电影协会高级副总裁艾理善并不陌生，加入协会之前，他是律师，更早之前他还当过便衣警察，像侦探一样追查国际诈骗案，他有段时间曾为港督彭定康工作。对他而言，目前这份工作，“集合了警察的工作、律师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
艾理善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他每次来中国，都会提着公文包，亲身暗访当地城市的音像店，看看又有哪些店在卖盗版碟，然后悄悄记下店名，有时候也掏出相机偷偷拍照留作证据：“我们会追查出盗版目标的具体地址，与各个国家的政府调查人员合作，帮助他们更有效率地工作。”
广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会根据美国人提供的“情报”出击，但更多时候依靠的是自己的线索。对这些以查缴盗版为工作的人而言，打击盗版斗智多于斗勇。
“保护知识产权首先应该是民事的，但美国希望把反盗版变成刑事执法，因为他觉得民事既费时又费钱，刑事案件花钱少，诉讼快。但刑法不能包打天下。” 国家文化部文化市场司稽查盗版的负责人同意盗版危害大，但并不同意打击盗版一定要动用刑事手段。
“可能会有些人不愿意你收缴他的碟，但在音像店和地下加工厂，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暴力抗法的。”执法总队的负责人自己经常去查盗版。7月27日，执法总队联合萝岗区执法队，在山下村一个农民出租屋里，没有受到任何阻挠，顺利查到53万张盗版光碟。他现在最大的难题是：音像店里看不到盗版了，是不是音像店就不卖盗版了？
广州市海珠区一家音像店，是美国电影协会点名指出正在贩卖盗版的40多家店之一，执法总队也接到过群众举报，说那里有盗版卖。可无论执法队员何时临检，看到的都是正版，店里四周的墙壁敲上去也都是实心的：“我们观察了很久，发现从厅的位置看，里面应该是厕所，但厕所的空间又非常小，感觉有块空间蒸发掉了。”最后他们发现，墙壁上有一个没有接电线的插座：“插座就是门的开关，他们用水泥板镶了一扇钢门，非常隐蔽，我们在里面查获了3万多张盗版音像制品。”像这样的密室，他们一共查到了3个。
从国家版权局公布的数据来看，从1997年以来，全国版权部门查缴的盗版音像制品数量逐年增加；2005年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年，全国共出动397万人次，收缴各类违法音像制品1.6亿多张；2001年至2005年，全国共查出盗版音像制品超过6亿张。
11个部门打盗版
“以前盗版片子的字幕上几种文字：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中文，最近增加了韩文。” 文化市场司稽查盗版的负责人要熟悉盗版的各种变化。
一张盗版，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文化市场司稽查盗版的负责人简单勾勒了一个盗版路线图：
国外盗版影片的片源都来自国外，有的是拿摄像机摄录，有的是盗版其他地区的光碟，还有的是直接从影院、片方那里偷拷贝翻录；片源做成母带，以夹带的方式进入中国。“现在母带都不需要了，盗版商可以直接通过邮件、聊天系统把片源发过来。”
拿到片源之后，就送到地下复制厂，光碟做好之后就到了包装厂，然后是货运站，再从货运站分销。
“盗版商一般是从中午12点开始收货，二级盗版分销商收货完了之后，到夜里12点左右下订单，生产出来之后凌晨三四点运走。”——文化部下属的文化市场司主要管理音像制品的批发、出租、零售、放映、进口，从市场角度出发，规范音像制品市场——他们只是全国10个打击盗版的行政执法部门之一。
“涉及到电影方面的，国家有一个版权工作小组，国务院、公安部、文化部、广电总局，版权局都管。社团有我们的电影版权保护协会。各地都有文化市场执法总队，每个区有大队，公安有刑事执法的。盗版是国际团伙，所以还需要跟各个国家有联络。”中国电影版权保护协会理事长朱永德说，简而言之，就是文化部管音像制品；广电总局管电影电视；各地有行政执法队；版权局则管所有方面的版权。
中国电影版权保护协会是2005年8月成立的第11个部门，它被认为是第一个维护电影知识产权的非政府组织，主要职能是维权和诉讼。
尽管有这么多力量参与反盗版，打击盗版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根据美国电影协会公布的2005年调查数据：中国的盗版率为93%，其次为俄罗斯和泰国，分别是79%；盗版使中国2005年损失27亿美元潜在收入。
“亚洲盗版的比例和范围要比欧洲及北美的许多地区大得多，总体上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也不如那些地区彻底。”艾理善对亚洲盗版的批评从来都不轻。
与侦探出身的艾理善不同，朱永德是摄影师出身，他的履历包括上影集团总裁、上海文广集团副总裁、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2005年，中国版权保护协会成立，他担任理事长，当时他62岁：“我历来对版权工作就比较重视，当厂长以来就打过一些官司，但我们的官司，都是赔钱的官司。”
1997年，朱永德任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受北影、上影、长影等十家制片单位委托，将私自侵犯他们电影版权的天都代理中心、天津泰达音像发行公司告上法庭，“官司很大，央视都转播了审判实况，但最后还是雷声大、雨点小。”法院最后判罚赔给十家制片厂120万元人民币，折合到每部影片上的赔偿，就是5万，“算上取证、请律师、诉讼……告状的反而还得赔钱。”
去年11月，中国版权保护协会打的第一场维权官司，又遭遇了尴尬。八一厂的电影《太行山上》被湖南一家电视台盗播，八一厂的要求是：立即停止播出，通过媒体公开道歉并消除影响和包赔经济损失。“判罚之后赔了30万元，给了湖南的发行公司20万，他们很不满意。盗播的电视台曾经找过这个发行公司，说如果私了就给15万，八一厂和这家发行公司都不同意。官司判罚之后，发行公司虽然也得到了15万，但比原来少了5万而八一厂除去取证费、律师费、往返食宿费肯定也亏了。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没有积极性的原因。”朱永德说。
盗版官司在中国“得不偿失”，在美国更是无底洞，“在美国，影片必须先登记，不登记就不能提出经济赔偿要登记就要收费，每部几百美金，在美国人看来不是很多，但是数量多了对我们也是负担而要搞清楚影片有没有被盗版，必须得请律师，这就是10万美金左右，一旦要起诉成本就更高了。”朱永德说，他们已经了解到美国几家电视台在盗播中国影片和电视剧，但取证和诉讼也不是一件简单、便宜的事情。
“有些权利人因为遇过得不偿失的维权经历，不得不放弃主张自己的权利。”朱永德无奈地说，目前在中国，权利人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薄弱，没有形成“以保护知识产权为荣，购买盗版制品为耻”的风气。
对于美国电影协会公布的中国市场盗版总理和盗版率“是否达到美国人说的那么高的比例，‘全世界排名第一’，还要依据科学的调查来确证。”朱永德说话十分谨慎，“首先要明确的是，对美国电影在中国被盗版的情况，或者中国电影在国内外被盗版的情况，我们并没有进行过全面的调查和统计，也缺乏这方面的具体资料。常言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我们对于这些数据无法发表意见。”
没有调查的原因是：调查需要专业知识进行科学分析，协会成立不到一年，没有专业能力；请专业调查机构要花很多钱也没有经济实力。
7月，中国电影版权保护协会与美国电影协会达成初步意见，双方将合作聘请专业的调查公司，对中国电影市场进行比较彻底的调查，拿出中美两国都可以接受的调查数据。
用反盗版打开市场？
Y和C都曾有过多年“从业经验”，为了不让以前的经历给今后的生活带来影响，他们讲述自己经历的条件是不出现真实名字。他们以前的主顾里，有不少是外国人，其中不乏在国际影坛上响当当的名字。
Y做了10多年盗版生意，从VCD做到DVD时代，在当地小有名气，以货多、价优、包退包换著称，他的店搬到哪里，客人就跟到哪里。2003年，熟客带了几个外国人来店里买碟：“那几个外国人挑了好多碟，还让我给他算便宜点，我越看他越眼熟。”他拿起刚刚到货的法国影片《郁金香芳芳》，看看封套，惊得叫了出来：“他不就是演《郁金香芳芳》的吗？”熟客把食指放在嘴唇上，冲他“嘘”了一声——当时，《郁金香芳芳》在20部进口大片中争取到一个席位，法国剧组正以颇整齐的阵容到中国各地巡回宣传。
小C在这行更是出名，2002年昆汀•塔伦蒂诺到北京拍《杀死比尔》时，曾电召他上门服务。第一天，他背了300多张碟过去，塔伦蒂诺全要了，第二天他背了400多张去。小C只知道塔伦蒂诺是一个导演，并不知道他拍摄过什么，所以他连《落水狗》、《低俗小说》一并带了过去，“昆汀看了哈哈大笑，还展示给大家看。”
在Y和C经历中，没感觉到外国人和中国人在“觉悟”上的差别，惟一的差别是，外国人买起碟来更加大方。
所以，美国电影协会和中国版权保护协会都把进行反盗版观念上的宣传当成自己的主要工作。
中国电影版权保护协会成立以来，发表过中国电影界和中国电影人“保护电影版权宣言”；编写印发了宣传知识产权保护的小册子；清理国产电影版权归属情况，编写“中国电影版权归属情况全记录”；监视、调查侵犯中国电影版权情况，协助权利人进行法律诉讼；目前已办结的有3起，赔偿金额超过100万元；正在追查的还有若干起；还与美国电影协会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这些并不能让美国满意，他们看重的是关了多少家盗版音像店，增加了多少“市场准入”。
“盗版率是由于盗版存在，而失去的潜在市场。”艾理善所说的，转化成口语，就是盗版有多少，正版就失去多少。
美国电影协会是如何具体计算中国的盗版率？
“中国目前有774条登记注册的DVD／VCD生产线，按保守估计，以每条生产线350万张光盘的产能计算，中国合法光盘复制企业每年总产能约为27亿张。”774条登记注册数，是美国电影协会从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得到的消息，“根据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2003年中国合法光盘销售为3.5亿张左右，仅占产能的17.7%。”所以美国电影协会推论，除开17.7%的合法光盘，中国这些DVD／VCD生产线，生产的全部是盗版。
这只是他们的推论之一，他们的另外一个推论，盗版损失是指“如果没有盗版，消费者可能购买的正版电影数量”来计算的——他们默认，消费者的钱，如果没有投入到几元一张的盗版上，就一定会来买几十元甚至几百元的正版，没有第三种中间状态即不买。
美国电影协会的成员公司包括好莱坞最大的7家电影公司，这些公司彼此之间是激烈竞争的对手。艾理善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听取每一家公司的意见，从中寻找共同点。“打击盗版，所有公司都同意；促进国际市场加大准入程度，所有公司都同意。”艾理善归纳说。
“市场准入，如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是减少盗版的首要条件。”艾理善不像吕克贝松那样不解，“国外新电影在影院发行的限制给了盗版一个暂时的市场垄断。中国消费者希望看到听说或读过的新电影，却没法在中国影院上看到。等到这些电影合法发行的时候，盗版VCD、DVD已经将它们拒之门外。”
“我认为他们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在加入WTO的时候，大家是达成了共识的，就是出于文化保护，我们明确每年进口20部分账影片，我们在这方面至今没有压制或者减少。”中国电影局副局长张丕民，对于美国电影协会将盗版的原因归结于市场准入，非常气愤，并认为这是美国人的“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就是借盗版来打破中国对国产电影的保护。
“香港、台湾就是放开了引进限制，为什么还是有盗版？”张丕民面对市场准入的质疑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现阶段大部分影院还是单厅影院，有效银幕数不到3000块，按美国影片强势上映的时间一般在10到15天，有些会延续到20天，甚至一个月。我们有限的银幕数决定了他们只用投入300到400个拷贝，就可以占据所有银幕，我们国产片就失去了空间。在美国电影冲击下，俄罗斯国产电影一度降到了5%，现在上升也不到20%，台湾放开进口影片，现在台湾电影年产量又是多少呢？”
“由于每年只能有20部国外影片在中国发行，分享影院收入，同时国外版权方和国内发行方(中国电影集团公司)都希望从极少的机会中获得最大的收入，这20部通常选择那些大片，中等投资影片或者B级影片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影院发行。”艾理善没有说出口的是，20部分账大片，也不全是美国影片，其中有4部是非美国影片。
同样保护国产电影的韩国，实行的是天数限制：影院每年必须上映国产电影满73天，其他时间可自由引进、放映其他国家电影。这个73天也是今年2月刚刚从146天缩减的。
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韩国的天数保护呢？
“到底怎么定天数合理呢？白天和晚上怎么算？平时和节假日怎么算？”张丕民说，对韩国的天数保护，电影局的态度是“很关注”，但对于具体实施情况和效果，还在观察和考虑。“数量的限制是双重保护，数量上有限制，我们就不能多进，这个情况下，我们当然要好中选优，不是你什么片子都能进我们的影院。”张丕民和电影局坚信这是目前保护国产电影最好的方式。